台湾知名建筑设计师 黄书恒

作为台湾知名建筑设计师，黄书恒曾多次获得国内外专业大赛的认可，但在有关他的相关介绍中，与其最密切的却是“新东方文艺复兴”的理念。近日，恰逢黄书恒老师出席陕西某比赛宣传会，黄书恒就“新东方文艺复兴”和自己的设计理念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Q：在设计界提到您的名字，就离不开“新东方文艺复兴”这个概念，请问您对这个概念具体是如何定义的?

黄书恒：这个概念是来自于对历史文明的分析。从日本学者村山栉的文明波动理论发现，不管是东方或者西方的文明，都是曲线型发展，文明有低点也有高点，像波动一样，只是东西文明之间是以交叉、此消彼长的形式行进。换句话说，当西方文明崛起时，东方文明就会衰落，反之亦然。如大唐帝国的繁荣对比黑暗时代的萧索、太平天国的混乱对比工业革命的进步，都是历史的清楚例证。

历史上，东西文明共有两次黄金交叉，对上一次是西方文明的崛起，产生了文艺复兴，整个西方文明一下子就拉到了前所未知的高度，远远超越了东方，一直到工业革命。但由于文明趋势是曲线型发展，根据曲线图可以推测，距今约两百年左右，东西文明更迭的时间也将要来临，届时，也就是新东方文艺复兴来临的时刻。虽然我们现代人无法见证这个辉煌的时刻，但文明起飞绝非偶然发生，需靠彼此携手创造，因此，如何在这段日子，为新东方文艺复兴作准备，是现代人的一个重大使命。

Q：文艺复兴是需要时间的思想文化运动，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这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意义是什么?

黄书恒：是的。事实上，我们这一代的人活不到那么久，这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积累，但身在这个时代的人，其实是肩负着重要的复兴使命。因为文明起飞绝非凭空发生，需要众人的努力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由弱转强。虽然我们活不到几百年后，看到百花齐放的结果，但我们却是在关键点上，决定斜率的人。我们是那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前人，现在所播的，如果经过你的细心灌溉，慢慢的就会长成大树。所以说为什么谈“新东方文艺复兴”，就是想让大家从历史的轨迹来看待这一问题。

这个过程绝对不是跟着人家屁股跑，不是人云亦云，在前期的时候是要去努力学习，学习一些西方的强项，科学的观念。但从某个程度来说，你如果一直学他，你就只是学生，当不了一个老师，除了广泛的学习吸收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得改变游戏规则，不要老是跟随西方的标准，要有更远大的目标，从东方文明中汲取养分，重新定义我们在国际舞台的定位。

Q：在您看来我们该怎样去促进“新东方文艺复兴”的形成过程?

黄书恒：你得要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根基，因为那个是最根本的，中国人看待某些事情和西方人不一样的原因。为什么我要说“新东方文艺复兴”，除了你要了解这个趋势之外，我们必须找回文化的根基，找回老祖先们享受生活的方式，对生命的态度，然后再运用技术去反转规则。

Q：作为一个设计师，您是如何在设计工作中体现这种“吸收与创新”的?

黄书恒：在许多作品中，我都会运用“冲突美学”手法，把二元对立的观念，刻意放在一起让它们产生碰撞，例如东方和西方、理性与感性、古典与未来感的东西放在一起，刚开始它们可能会有冲突，但透过和谐平衡的方式，最终会变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另外，这种冲突也会给参观者一种震撼，令他开始产生思考，从而介入整个设计，变成设计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个空间，我希望空间能与参观者的心智产生一些互动。

另一个就是“机械语汇”，由于我本身在英国伦敦大学念硕士，偶然一次去参观了科学馆，那些仪器，大大小小的齿轮所组成的东西，在视觉上带给人一种震撼，给了我许多灵感。因此每当我没有灵感时，我都会跑去科学馆素描、拍照、思考，久而久之影响了我日后的创作。但我不是以工业的角度去看他，而是用东方传统的视角去观察、创作，比方说我在一个住宅的客厅天花板中，安装了一个大型的机械互动装置艺术，上面有一个圆环，会绕着中间的核心缓缓转动，而圆环上有一朵花，则是绕着这个圆环转动，整个装置就像行星与恒星的公自转关系，其实是为这个家庭的经历特别量身定制，比喻彼此之间像万有引力般或远或近、却永不分离的家人关系。

这一个创作，也体现出我的第三种手法，也就是“幸福能量”。现代社会的步调非常快速，人忙得不可开交，我发现有时候人满足了物质需求，但心灵生活却是非常贫乏。有句话说，房子是存放家具的，家是储藏记忆的。因此我希望能够透过设计，把世界各地的生活记忆埋藏在空间之中，提供线索，引导居住者发现，原来世界各地的人民，在生活里头有着这些不同的乐趣与体验，让住在里面的人可以得到一种甚至是好几十种的幸福感。同时，我也常常运用风水、符号学、环境心理学、人体工学、色彩心理学等一系列法则，尝试在空间中注入吉祥祝福的正能量。

Q：西安也是一座极具有文化底蕴的古都，不知道您到达之后有没有去逛逛?结合您擅长的设计，对于西安文化展示您怎么看?

黄书恒：昨天到了之后，我们去感受了一下西安的夜景，我发现很多高楼上都有一些山墙或者马背的造型，应该是在都市设计上有所要求，很符合这个城市的气息。不过，我在大唐不夜城看到很多看似很雄伟的宫殿般建筑，我们都知道这是故意做新如旧的仿古建筑，但对于文艺复兴来说，它并不是纯粹的复古，不是要还原一段冻结的历史，而是要提炼历史中的有机元素，赋予一种新的生命力，让真正的人民的活动可以在这些空间场所中发生。我们应该要不断的把历史文化中好的元素发掘出来。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罗隽

在中国，建筑界是个很特别的领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官方常将建筑风格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讨论。迄今为止，我们还常常提到“探索回归建筑的本源、回归设计的本源”，而这些本是大学时代就应当牢固掌握的概念。可如果连这些基本知识都不能掌握，那建筑学人的信念在哪里?判断力在哪里?又何谈创新能力?

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反思与品评新中国65周年建筑的人和事,对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建筑现象和当下中国建筑界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无疑重要且极具价值。

文化形态与现代主义

很多年前，建筑界就有专家指出，建筑的“现代主义”运动并未在中国开花。究其深层原因，与我国仍然处于带有浓厚小农意识色彩的文化形态中相关。文化形态与建筑行业的关联是很久以来在我国建筑实践中农民文化形态的表现和延展。诸多研究当代中国史的学者曾指出，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是农民文化形态对工业文明的现代文化形态的激烈冲突和排斥的结果。这应是建筑“现代主义”不能在中国赖以生存和延展的文化土壤。

正如斯，“现代主义”在我国虽已生根，却未能开花结果。之所以述言“现代主义已生根”，是因为老一辈留学回国的杨廷宝、童寯、赵深等第一、二代建筑师们带回了现代主义的种子并播撒实践。这种实践随着北京和平宾馆、儿童医院和电报大楼等建筑的崛起而生根，在上世纪50年代趋于成熟，却于本当开花结果时被新时代斩断树根：从1957年反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一大批优秀建筑师因愤懑和无奈停止创作。而今，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认识到文化危机对中华民族带来的深层危害，犀利地指出我国当代城市建设和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的丛生乱象，“建立文化自信”一语中的，指出中国当代文化形态中必须改革进化的成分，指出我们在当今全球竞争中需要走出困境和面向长远未来的文化途径。

城市建设和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现象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两种文化形态冲突中，工业文明的现代文化形态在我国的文明进程中还未成主流。有些领导自诩对建筑设计和城市建设是内行，对专家和职业人员毫不尊重，时常干预专业机制，色厉内荏却有着“崇洋媚外”的文化自卑心态，缺乏对建设项目的工程技术知识、美学和价值判断，连一些低标准的建筑也非请外国建筑师提供怪异的设计方案不可。二是我国规划师和建筑师自我贬低和专业水平不高所致。不得不说，当代中国大部分城市景观仍由我国本土设计师塑造。不少设计师在面对政府领导时屈从附和，设计作品要么违心、要么低俗。

几年前，我曾作为评审专家参与山西某地政府行政中心的建筑方案设计竞赛评审。当时，国内多家设计大院提交了竞赛方案，绝大部分都采用高大唬人的中轴对称的午门形态，中央置有超大广场，形成庞大威严、具有封建衙门气势的设计。我当时问过几家汇报方案的建筑师：“为何要把以民主亲民、自由开放为时代特征的政府建筑设计成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皇权建筑模式?”他们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政府领导提示过，他们喜欢这样的建筑”。

作为建筑师，这种做法是否有违社会责任感?看过伦敦市政厅的人都知道，它体量很小，前面是个开放的市民广场，是完全融入了周围城市空间环境的、尺度适宜的市民建筑。设计师既然知道不好意思而执意为之，只能说明是媚权思想在作怪。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城乡建设和景观面貌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遗憾的是，这些变化在短短几十年间，使中国各地极具特色的城镇变得千城一面，生态和景观环境遭到破坏。我曾调查和访问过的许多大中城市，都有大规模甚至超大规模的房地产项目开发以及开发区和科技园等。这些项目的规划和设计理念陈旧老套，开发带来了土地资源利用的浪费和城市的无节制膨胀，并由此改变城市景观文脉、造成问题。特别是部分涉及社会结构、邻里居住形态、生活模式和伦理道德等社会问题，要到多年之后才会暴露。这些和身处这一时代的规划师和建筑师工作分不开，我们应反思自我角色和所作所为。

文化形态和人格缺失

文化形态和建筑师的人格素质血脉关联。农民文化形态社会下的多数建筑师都具有意志力软弱、附和权势、跟风随流、缺乏判断力和进取心的品性。而工业文明时代的、现代文化形态社会下的建筑师则具有开放自信的心态、富于冒险精神、良好的判断力和渴望创造的热情。事实上，现代中国很多设计师都缺乏文人风骨，自明清时代遗留至今的媚权习性依然严重。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士大夫阶层自明清两代以来就丧失了独立自尊和正直刚毅、藐视权贵、宣扬创造的文人风骨。整体上，儒学阶层多已在文艺和科技领域失去创造力和感受力。孟子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管此言论在后世君王看来大逆不道。古代中国知识阶层崇尚和高歌的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士大夫精神。

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规划师和建筑师扮演的角色却不完美。除了近20年来在大规模造城运动中扮演的帮手角色，偌大的中国鲜有为人称道的创新规划和设计作品。“乱象丛生”的城市总体规划，为了积累财富和赚点银两，我们对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缺乏底线地妥协和退让，常使城市建设的控制性文件变成一纸空文，并设计出粗制滥造的建筑。很多建筑师在其中渐渐迷失了职业人格。

人格实现和设计创新

我们提倡创新，让国家充满创造力。这需要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大批人才。

只有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人才会具有创新能力。因此，民主、自由、和谐的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传承和培养具有健康心理、道德感和充满正能量的大批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人文风骨要靠家庭去熏陶、靠教育去培养、靠社会去弘扬与提倡、靠自我去实现。这是建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创造型国家之根本。而今，我国众多媒体甚至国家级媒体不乏媚俗之内容，丝毫没有起到以张扬高尚文人精神为主流的作用。

人才素质的培养需要改革我们的教育体制，要与工业界密切合作，培养适合工业界需求的人才。现行5年制的大学建筑学本科制应如何构成、是否应该缩短，都很有必要论证。只有实现了建筑师人格、恢复和发扬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士大夫精神，建筑师个体乃至整个建筑师群体和社会才会具有强烈和旺盛的感受力和创造力。

30年全国范围内的大量城市和乡村建设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许多政府部门和官员短视，不注重长远规划，追求短期政绩甚至腐败。许多开发商快拆快建，罔顾建设质量，只为牟取暴利。这些行为浪费了巨大的不可再生和稀缺资源。其主要原由是工业文明的现代文化形态在我国的文明进程中尚未形成主流，加之我国社会体制的不完善和局限性。“中国梦”要求我们完成先进工业文明的现代文化形态转型，要求我们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做事，按照专业的、符合事物规律的方法、规则和程序做事，从而达到“和谐社会”的美好目标。

在设计创新方面，要向国际顶尖公司学习，每个项目都是挑战，从不重复自己。这就要求建筑师个体要培养强烈的创新意识，而企业也要有激励创新意识的体制和机制。早在2002年，笔者曾撰文指出，中国欲在短时间内形成有竞争力的咨询设计企业，可行的途径是对部分国有大型设计院进行组织结构和产权体制的改造，以增强激励机制和创新机制。惟此，我国才能产生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实现走出国门、冲向世界的文化输出“中国梦”，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创造”。

创新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极强的研究能力。建筑的创新包括形式和功能模式两方面：形式的创新不是简单的求异求怪，而要追求建筑的典雅和永恒品质;功能模式的创新需要生活的经历、优秀的研究能力和哲学悟性，运用自身广博的知识和厚重的文化积累，深入研究和发掘在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元素作为自己的建筑语言体系，来形成自己独特的、富于个性化的建筑美学风格，而不是像某些人士跟风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