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被确认无效或撤销后将导致合同自始无效，这也就是效力溯及既往的原则。我国《民事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对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合同法》第58第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由此可见这两部法律的规定是基本相同的。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那么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怎么进行处理以及负有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什么性质的法律责任呢？过错方应当依法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根据我国《民事通则》第61条及《合同法》第58条、第59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类型主要有：1、返还财产（包含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的折价补偿这一特殊方式）；2、赔偿损失；3、收归国有或返还集体、第三人。特别是第三种责任有时会超出民事责任的范畴，有可能会让行为人承担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因此，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处理。

另外，根据《民事通则》第60条、《合同法》条56条、第57条的规定，当合同部分无效而并不影响其它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而且当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后，不会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条款的效力。由于这是法律所作出的特别的、强制性的规定，应当予以足够的注意。

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关系

从法律后果上来看二者具有同一性。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比交明显的。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区别主要有3个，即：1、“从内容上来看，可撤销合同主要涉及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据此，法律将是否主张撤销的权利留给撤销权人，由其决定是否撤销合同。而无效合同在内容上常常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此类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因此对无效合同的效力的确认不能由当事人选择。即使对无效合同不主张无效，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也应当主动干预，宣告其无效。”合同无效的主张或请求应当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其有权决定是否行使这一权利。由于原因上文已有较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做论述。2、可撤销合同未被撤销以前仍然是有效的，而且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4条、第56条的规定来看，撤销权人亦可要求不撤销合同而仅要求对合同予以变更，这就表明了可撤销合同并非都是当然无效，这可由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进行选择。3、对可撤销合同来说，行使撤销权必须符合规定的期限，超过该期限，合同即为有效。但是，无效合同因其为当然无效，不存在期限制问题。首先，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权利应为请求权，理所当然应受到正确行使其权利的期限限制。其次，对于一个业已存在甚至履行完毕但却又依法应属无效的合同，更不能让其长久处于无效合同的不确定状态。这样很不利于交易的安全。所以对于当事人请求宣告无效的权利也应规定行使的期限，以保证交易的稳定和安全。

可撤销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由于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是出于重大误解从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依照法律的规定可予以撤销的合同。一般认为，可撤销合同的主要原因是：1、缔约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这其中包括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情形。《合同法》第54条对此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2、合同是否撤销必须由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予以撤销，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一般是不能依职权主动来予以撤销的。这一点似乎更有强调的必要。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就不管当事人是否提出这一请求或主张就直接依职权来撤销了合同，实在是有越权之嫌。而且《合同法》第54条第3款还规定：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由此可见，撤销权是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的一项权利，该当事人既可以依法主张，当然也可以依法予以放弃，这也充分地体现当事人的意愿。3、合同在撤销前应为有效。与合同解除不同，《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也就是说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只要到达了对方即告解除，所以很多学者普遍认为合同的解除权应属形成权。但合同的撤销却在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作出认定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所以笔者不同意把合同撤销权当作一种形成权，而是认为其应属于一种请求权，只有享有撤销请求权的当事人主张或行使这一权利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可对此请求作出判断、认定和处理。

所谓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法律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因此其发生效力与否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或追认才能生效。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必须经其法定代理人的承认才能生效；二是无权代理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过本人追认，才能对本人产生法律拘束力；三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合同无效。”

《合同法》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合同法》的这三条规定便是上述三种类型在法律规定上的具体体现。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造成合同效力待定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主体及客体方面存在着问题。所以有的学者把其归结为三类：一是合同的主体不合格，其中分为无行为能力人的订立的合同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二是因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其中包括四种情形：1、根本无权代理；2、授权行为无效的代理；3、超越代理权限范围进行的代理；4、代理权消灭后的代理；三是无权处分行为。以上三种情形只有当法定代理人追认、本人追认或者有处分权人追认后方才生效，否则就不会发生法律效力。效力待定的合同已经成立，但由于其不符合合同生效的条件（亦即未“依法”成立），因此在《民法通则》及原《经济合同法》中将其归类到无效合同的范畴。所以《合同法》在制订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如经相关权利的追认便具备了合同有效的条件，亦即解了“不合法”的问题，从而认定其为有效。这样既不损害国家、社会及公共利益，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或相关权利人的意愿，应当该是符合客观事实要求的，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此类合同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合同有效与否取决于权利人的承认或追认，这就是效力待定合同与其他效力类型合同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所以不论在法学理论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权利人进行了追认，而且符合《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及第51条的规定，都应认定合同有效，否则就为无效。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根据这一标准来作出正确的认定和处理。

合同效力特征概述

有学者认为，无效合同“是相对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共利益，因此被确认无效。”并由此而推断其主要特征有：

1、违法性；

2、无效合同的不得履行性；

3、无效合同自始无效；

4、无效合同自然无效，无须当事人主张而可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并指出了无效合同由于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应不属于合同的范畴。另外有的学者认为“无效合同是指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且不能补救，对当事人自始即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由国家予以取缔的合同。”

并据此认为其存在以下三个特征或要件：

1、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且不能补救；

2、对当事人自始不应发生法律效力；

3、由国家予以取缔。

第一种观点是基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分离理论”而提出，指出了合同尽管已经成立，但由于其违法才导致无效；第二种观点基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认为无效的合同未成立亦未生效。如前所述，由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以及无法正确解释附期限、附条件及经特定程序合同才能生效等情形，而且也缺乏合同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怎样确认其效力的理论基础，所以对此观点不予赞同。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并不一定“依法”），但由于其不符合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特定条件或要求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被确认为无效的合同。其特征为：1、合同已经成立。没有成立的合同当然无法进行讨论是否生效的问题；2、合同无效的效力表现在合同自始无效，也就是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3、合同无效的原因在于其违法性，而且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是指义务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这其中包括了合同的主体、客体及内容等方面。但根据合同法的理论及《合同法》第54条等具体规定来看，无效的请求应为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国家不应主动干预。

合同效力行为原因

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以下情形的民事行为无效：

1、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3、当事人一方有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行为；

4、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行为；

5、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

6、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

7、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但《合同法》第52条却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把《民事通则》第58条规定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行为分为二种情形来处理：如果是损害了国家利益，属当然无效；如果是损害的是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则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相对方可以要求变更或撤销，而不再一律认定无效，这不仅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鼓励了交易行为，而且还减少了因合同无效而给社会带来的损失。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正确的，也符合合同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发展方向。同时，《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这一条款属于合同法的强制性条款，就算是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相应的内容，如果违反了《合同法》的这一规定，都应无效。笔者认为，《合同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以及对合同效力认定的重大贡献就是第52条第5项的规定，亦即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该合同或该条款无效，这才是合同无效的根本性原因，甚至可以看作是判断一个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定标准。从广义上来看，可以把《合同法》第52条、第53条等规定都看作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把“强制性规范”分为涉及刑事责任的强制性规范、行政责任的强制性规范、民事责任的强制性规范等类型。有些强制性规范如果当事人予以违反，有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但并非不一定会承担民事责任。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会影响其民事行为及责任的强制性规范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认定和处理。不管怎样，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合同法》的这一规定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判断和处理。对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第49条等规定的关于合同无效的原因，该公约的这一规定并不科学，而且混淆了合同有效、解除及无效的根本区别，立法不宜采取。

合同效力民法分类

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应将无效合同合为三大类，即主体不合格、意思表示不真实及内容违反法律、社会公共利益。但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4条来看，意思表示不真实并不能导致必然无效，而且这种分类也很不科学。尽管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但由于新的《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成立时生效，其根本性条件在于“依法”也就是“合法性”，所以：只要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就是合法的合同，也才有可能生效，也就是“不违（非）法即合法”的观点。

根据《民事通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的来看，无效合同违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一方的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没有损害国家利益而只是损害了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则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只能是可变更或撤销的的合同。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至于对此行为作出正确的界定，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来看有两个显著特点：A、当事人出于恶意；B、当事人之间互相串通。由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不法性，因此应当确认无效。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种合同尽管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由于其合同的内容上的不法性，所以法律也应予以制裁，作无效合同处理。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由于公序良俗原则（也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是现代各国民法中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所以现在各国都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58条也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所以此类合同依法不能予以保护。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这一规定才是整个合同无效制度的精髓和本质所在。

前面所述的合同无效前三种情形主要从订立合同的程序或合同的形式中来认定无效的，“损害公共利益”才开始涉及到合同的内容，而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才是无效合同，而且也是与其他效力类型的合同进行区别的根本性标志。对于一份已经成立的合同，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应合法有效。只要合同中不存在阻却合法有效的法定事由（从广义上讲，《合同法》第52条等本身就是一条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就应依法认定为有效。这样既统一了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也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同时也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鼓励了交易。

合同无效请求权的行使

对于合同无效的行使，《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6条规定：“宣告合同无效的声明，必须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方始有效。”似乎也认为合同无效的权利与解除权一样为一种形成权，只要单方面作出即可。但我国的《合同法》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根据合同法理论及《合同法》中对合同效力的相关规定来看，在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作出合同无效的认定之前，该合同应该是有效的。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当当事人一方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认定合同无效的请求或主张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确认合同无效。必须经当事人的申请或请求，主要是认为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要主动去否认合同的效力。只要是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社会公共利益，都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对于某些不符合法定形式而又已履行或正在履行的合同，并无必要去宣告其无效。但如果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由于缺乏合同无效的请求权主体，所以允许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认定其无效。这并不是说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任何合同都可以主动干预其效力，而是由于请求权主体缺位而造成的。

所谓有效合同，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成立并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从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都没有对合同有效规定统一的条件。但是我们从现有法律的一些规定还是可以归纳出作为一个有效合同所应具有共同特征。根据《民法通则》 第55条对“民事法律行为”所规定的条件来看，主要应具有以下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因为上述三个条件是民事行为能够合法的一般准则，当然也应适用于当事人签订合同这种民事行为。所以，合同有效的条件也应当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只不过是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民法通则》中的“不违反法律”具体表现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结合到《合同法》第10条等规定来看，有些合同的生效或有效还要求合同必须具备某一特定的形式。因此，以上四个条件也就是合同有效的要件。从《合同法》第44条来看，就是要“合法”。当然以上四个条件也都是《民法通则》、《合同法》的相关具体规定，只有符合这些条件，合同才能“合法”，也才会有“有效”的可能。

合同如果成立后生效，则会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我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且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本条规定及合同的具体要求对方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所以如果第三人侵害合同债权时，另一方当事人只能依据《合同法》第121条的规定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也就是说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和现有的法律规定，有效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仅限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并无法律约束力，没有为守约方或受害方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的保护，有待合同法的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法律概念，尽管其二者具有较强的联系，但是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在合同法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有学者认为《合同法》主张的是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即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同时发生），否认采用“分离论”（即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不同）的理论。认为“分离论”存在三个主要缺陷，其一“是把合同自由交给了当事人，而把合同的依法与生效留给了国家去评价，当成合同的外部因素”，其二便是“误导了当事人，它告诉当事人，只要坚持“合同自由”，合同即可成立，而合同是否依法和生效，则是国家的责任。”其三是“逻辑上错误，合同成立，意味着当事人应当依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它又可能无效，这种观点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根据《合同法》第44条来看，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合同应当“依法”，其二便是指出了合同生效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则其生效的时间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该条款尽管规定了大多数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的同一性，但并不表示合同成立与生效是完全统一的，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也可适用。在现实中，很多合同都分为合同签订或成立的时间，而另定一个具体时间才让合同生效，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认可。《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就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该条规定也强调了合同成立的“依法”性，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有可能生效。这样会促使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必须“依法”，其次，“分离论”的三个缺陷也都无法成立：第一，合同自由与合法并不矛盾，合同的成立本身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而“生效”则体现出了法律对其认可和保护，这其中包含了法律对其订立合同行为的法律评价。第二个观点的担心也是多余的，因为只有“依法”才有可能“生效”，直接告诉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一定要“依法”，第三个观点，合同成立后未生效前，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所以如果成立后未生效前根本就不必履行，也无法请求予以强制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如果因违法而无效，相对方只能依据缔约过失等责任请求法律予以保护。而且指出：“但即是规定了经批准、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如果未经批准、登记，对该合同也不能都确认为无效，对于其中内容合法的合同，审判机关或仲裁机关应当尽量挽救确认其为未生效，让当事人补办登记，批准手续，补办以后仍应确认为生效。”等等。因此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应当是性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而且《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等也规定了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才生效的情形，也证实了合同成立与生效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合同成立的制度主要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的干预”。至于合同成立的条件，一般认为应具备以下条件：

1、订约主体应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

2、具备法律规定的要约与承诺这两个阶段或过程；

3、对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些情形还需要某种形式作为载体来进行表现）。此外，对于实践性合同来说还应把实际交付物作为成立要件。如果具备以上条件，合同就能成立。至于成立的合同是否有效，还得看其是否“依法”成立。只要是依法成立的合同，都应有效。

①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具有效力，才受法律保护。

②合同效力表现为对特定主体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涉及第三人。

③合同的效力是法律赋予的，是法律效力的体现。

效力内容有三：

①从权利上来说，当事人的权利依法受到保护。

②从义务上来说，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否则要承担违约责任。

③在一定条件下对第三人的拘束力。

(1)信守合同，不擅自毁约的约束力(本文称之为合同的成立效力)；

(2)履行合同，不违约的约束力(本文称之为合同的履行效力)。这两层涵义相互联系，统一于有效合同之中，同时存在于合同有效状态之下。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当事人失去任一约束，都不利于合同目的的实现。同时，这两方面的约束力又有区别的必要，并非同时存在于任一合同效力状态之下。在合同无效的状态下，二者均不存在；在合同未生效的状态下，二者产生分离，只存在合同的成立效力，没有合同的履行效力。合同效力涵义的这种二重性不仅是合同本身的内在要求，也符合国家法律的价值要求。一方面，合同行为过程本身就包括缔结合同与履行合同两个密切联系又相互独立的阶段，并且各阶段的信用要求不同。合同订立过程中，要求当事人言之属实，不欺骗对方，善意地安排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合同成立之后履行之前，要求信守诺言，不随意反言；在合同履行阶段，要求当事人有言必行，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与合同约定，可见合同成立约束力内容与合同履行的约束力内容不同。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此可见，合同法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的约束力既有“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即信守合同、不擅自毁约的束；又有“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即履行合同、不违约的约束。我国《合同法》将合同生效制度设置于合同成立制度之后，表了法律对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区分，也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广义上讲，合同生效应包括产生成立效力和履行效力两重含义。由于合同依法成立，即产生成立效力。因此，从逻辑上分析，不难看出，于合同成立后所说的合同生效，显然应解释为履行效力的产生。这样分析不仅具有理论依据，而且可以解决附条件与附期限的合同，在条件成就前与后或期限届满前与后的合同效力关系，以及效力待定合同追认前与后的合同效力关系，以及未生效合同的效力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1、合同对当事人的一般拘束力。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2、合同的效力。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的效力体现为双主事人订立合同的效果意思产生的法律效力，每一个合同的效力都是特定的，各个合同之间的效力都是不相同的。

合同效力，指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的必须履行其合同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法律拘束力，即法律效力。这个“法律效力”不是说合同本身是法律，而是说由于合同当事人的意志符合国家意志和社会利益，国家赋予当事人的意志以拘束力，要求合同当事人严格履行合同，否则即依靠国家强制力，要当事人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零二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未办理批准等手续影响合同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履行报批等义务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效力。应当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的当事人未履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违反该义务的责任。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的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五百零三条　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接受相对人履行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

第五百零四条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第五百零五条　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编的有关规定确定，不得仅以超越经营范围确认合同无效。

第五百零六条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一）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

（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第五百零七条　合同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第五百零八条　本编对合同的效力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的有关规定。

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生效

劳动合同的生效，是指具备有效要件的劳动合同按其意思表示的内容产生了法律效力，此时劳动合同的内容才对签约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劳动合同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由此可见，《劳动合同法》并没明确区分劳动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一般来说，双方在劳动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即代表劳动合同成立并生效，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根据特定的需要，在劳动合同中对生效的期限或者条件作出特别约定的，则当事人约定的期限或条件一旦成立，劳动合同即生效。

《劳动合同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实践中有的用人单位只让劳动者在空白的劳动合同书上签名，不让劳动者知晓劳动合同的内容，或者以种种理由拒绝将劳动合同交给劳动者，因此，书面劳动合同应当（即必须）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用人单位有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给劳动者的义务，违反该义务要负法律责任。

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效力

劳动合同的效力即劳动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劳动合同法》第3条规定：“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劳动合同的效力包括：

1、一般效力，劳动关系当事人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自觉履行；

2、法律强制力，劳动合同一经生效就受到法律的保护。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劳动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有关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强制执行来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

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无效

无效的劳动合同是指由当事人签订成立而国家不予承认其法律效力的劳动合同。一般合同一旦依法成立，就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无效合同即使成立，也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不发生履行效力。

《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1、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欺诈是指一方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另一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胁迫是指一方以给另一方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作出违背真实意的意思表示的行为。乘人之危，是指一方利用另一方的危难处境或紧迫需要，迫使另一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的行为。这与《合同法》规定中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属于合同可撤销情形不同。

2、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实践中，用人单位以要劳动者放弃法定权利作为签订劳动合同的条件，如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可随时解除合同且无须给付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不给上社会保险，甚至约定“工伤概不负责”等，其意图就是要免除其法定责任，这些条款均是无效的。

3、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这里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规范，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制定、由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的法律规范，一般称“条例”，也可以称“规定”“办法”等。法律与行政法规因其系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最高行政机关制定，并具有全国范围内的适用效力，才能规定法律行为的无效，除此之外的法律规范不得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而且，必须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为对任意性规范而言不存在违法的问题，例如当事人双方约定6个月以上的试用期是无效的。

关于劳动合同无效的认定主体，《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2款规定，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关于劳动合同的部分无效，《劳动合同法》第27条规定，劳动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其目的在于维护劳动合同的整体效力，实现劳动合同的履行和相应利益。

关于劳动合同无效后劳动报酬的支付，《劳动合同法》第28条规定：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数额，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劳动合同与一般的民事合同不同，劳动力一旦付出，无法由用人单位返还劳动者，也无法恢复到合同订约前的状态，因此，无效劳动合同的处理不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处理的规定，而是基于利益衡量的法律原则，由用人单位给付劳动者相应报酬。

关于劳动合同无效的损害赔偿责任，《劳动合同法》第86条规定：“劳动合同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确认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害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租赁合同效力的终止

（一）因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而终止

与一般合同一样在租赁期限届满之前，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也可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行使解除权而终止。所不同的是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与一般合同的解除相比有着更为严格的条件。融资租赁合同中一般都有类似“除合同约定条款外(或除特殊情况外)，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中途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规定，即所谓的“中途禁止解约条款”。合同签订以后，由于主客观原因，当事人往往需要变更合同内容，删节或补充合同条款，使合同的履行更有利于合同目的或当事人自身利益的实现。在法定的条件下，也允许当事人双方或一方行使合同解除权，使合同自始或仅向将来发生消灭(参见《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然而，如果将这些规定毫无保留地适用于融资租赁合同，将不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因为：

一方面，对于承租人而言：

（1）承租人之所以要支付比贷款本息高得多的租金向出租人承租租赁物，主要原因是承租人缺乏足够的资金购买设备又难以获得贷款。承租人在租赁过程中已经投入了相当的资金，若允许出租人单方任意解除合同，将使承租人已投入的资金无法收回而蒙受损失。

（2）为了使用租赁物，承租人往往需要进行一定的配套设备的投入，出租人如中途解约，会增加承租人的损失。

（3）由于租赁物的特定性，出租人单方中途解约收回租赁物以后，承租人如果要再购进同种物件，不仅是相当困难的，短期内也难以办到，这样势必给承租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对出租人而言：

（1）购买设备需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除了出租人的自有资金以外，绝大部分来自第三者的融资，包括国外金融机构的融资，出租人除了要支付这些融资的本息外，还承担着汇率变动的风险。如果允许承租人中途解约，则出租人很难收回投入的资金，更毋庸说偿付融资本息。

（2）在融资租赁中，租赁物是由承租人根据自己的具体生产经营条件选定的，一般不具有通用性。如果允许承租人中途解约，即使将租赁物返还给出租人，在一定期间内租赁公司也很难将退回的租赁物租给新的承租人，更难期待通过出卖租赁物使出租人收回残存租金的相当金额。在这种情况下，租赁公司不仅要失去数量可观的租费收入，而且要遭受租赁设备无形损耗的损失。

（3）租赁物的购入价款、利息、保险费、手续费等，在固定的租赁期间内以租金的方式分期偿还，租赁期届满时将全额收回。如果允许承租人中途解约，将使出租人所投入的各项资金成本难以收回。

鉴于此，无论国外立法还是融资租赁实践均对中途解约进行了严格的限制。限制的方式一般有如下三种：

（1）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限制融资租赁合同的中途解约。采取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美国在其《统一商法典》中以新增第2A-407条规定：“如果合同不是消费租赁而是融资租赁……则承诺人在租赁合同中作出的承诺在没有得到接受承诺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取消、终止、修改、拒绝、免于履行或替代履行。”

（2）以判例的形式确定对融资租赁合同中途解约进行限制。例如，德国联邦财产法院判例就形成了“禁止中途解约”的判例基准。

（3）在具体的融资租赁合同中以合同条款的形式对合同中途解约进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