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收益与会计收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确认和计量方面，具体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收益确认的时点不同

经济收益要求在资产价值发生变动时确认，而不要求等到取得现金或现金要求权时确认。会计收益则只有当价值变化在某项交易中确实发生时才加以确认。因此会计收益将收益确认时点推迟到有更实质性的证据证明收益已经实现之时，结果导致会计收益只确认和计量已实现的收益。

收益确定的方法不同

经济收益把所有资产看作是未来可望带给企业的经济利益，期初、期末净资产差异代表了收益，因此，收益确定的主要问题在于会计期初与期末预计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本化价值的对比，体现的是以现行价值或公允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观”。会计收益则强调已实现收入与相关的历史成本相配比，其差额代表收益，体现的是以历史成本原则和实现原则为基础的“收入－费用观”。

资本保持的概念不同

经济收益依据的是实物资本保持概念，收益的前提是在期末和期初保持一样的状况。而会计收益依据的是财务资本保持概念，收益是现行收入扣除所费历史成本的财务资本所得。

计量的可靠程度不同

经济收益是面向未来的，基于对现在尚未发生但将来可能发生的交易的估计，因此是主观的、易变的。而会计收益是面向过去的，建立在过去实际已经发生的交易基础之上，主要采用历史成本计量，确保了其客观性和可检验性的特点。会计收益曾构成一个像20世纪初牛顿定律一样完善无缺，封闭的、自我证明的体系。但很快受到冲击，首先面临的是通货膨胀的冲击。尽管各国可以采取各种措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通货膨胀的阴影一直萦绕在财务会计上，会计界必须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良方。而且，金融衍生工具的兴起、无形资产的增加等等，也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会计收益。同时，受制于现行会计原则的会计计量是“观念收益”，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真实收益”。经济收益力图计量实际收益而非名义收益，是以现行价值或公允价值为基础的。

经济学家追求收益的真实性，而会计学家强调收益的客观性。1961年爱德华兹和贝尔（EdwardsandBell）

提出“企业收益概念”时才对会计收益概念与经济收益概念进行了协调。全面收益概念代表着会计收益向经济收益发展的趋势。但他们拒绝在实务中接受经济收益作为理想的会计计量模式，因为经济收益尽管真实、可靠，但计量方法、计算能力使其存在局限性。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保持所有者投入的实际生产能力即原始资本的价值不变，超过所有者投入的实际生产能力的部分形成经济学“收益”。经济收益的计量与资产的计价密切相关，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净资产现值的差异，它体现了企业的实际收益。这种认识在理论上看逻辑推理严密、令人信服，能全面地反映资产收益的真实状况。但是“经济收益”属收益的定性范畴，实践中收益的确认、计量的操作性却不易解决。因为资本所有者投入的原始资本（资产）与一定时期后的期末所有者权益资本（净资产）价值的计量都是按未来预期现金流的折现来计算的。也就是说，收益是原始投入资本与期末所有者权益资本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折现价值的差额，而未来的现金流折现具有不确定因素（现金流及折现率的确定），且人们对未来事项的估计各不相同。在此意义上，美国学者爱德华兹和贝尔将经济收益称为“主观收益”。意

指经济学上的收益虽然更加真实，但现阶段人们的计量方法、计算能力受到局限、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故只能在理论上行得通。尽管如此，多年来人们仍一直孜孜以求，把是否接近经济收益作为衡量收益确认真实的标准，寻找经济收益的确认、计量方法。会计收益是会计核算在四大假设（会计主体、会计期间、持续经营、货币计量）的基础之上，按照权责发生制和收入与成本费用相配比的原则，运用会计的专业方法，确定的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实际经济交易的结果。其特征为“三位一体”，即历史成本原则、实现——配比原则和谨慎原则。相对于经济学上的收益理论来说，会计收益的应用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更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因此，会计收益得到广泛接受。实证研究的结果也充分

证明了这一点。1968年，美国的鲍尔和布朗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会计收益具有信息含量；1989年，利弗再次证明收益变动与股价变动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会计收益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人们对企业收益信息的需求，随着对会计收益计量、确认和分析的深入，人们在加深对收益理解的同时，也从另一角度认识到了会计收益所存在的缺陷。

（1）以实际发生的交易为基础，不确认资产、负债市价的变化 或预期的价值变化；

（2）建立在会计分期的假设之上，早期的会计收益基于收付实现制，现代的会计收益基于权责发生制；

（3）以历史成本为基础；

（4）遵循收益确定的实现原则和稳健原则；

（5）有赖于期间收入和费用的合理配比。

会计收益以“三位一体”的历史成本原则、实现－配比原则和谨慎原则为依据，按照权责发生制、收入与成本费用相配比原理，运用专门方法，核算企业在会计期间实际经济交易的结果。

会计收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当今社会，会计收益及其计量可以反映企业的主要经营成果，是企业据以

纳税的基础，是投资、信贷决策及财务预测的工具，是衡量企业经营效率的手段。在中国，会计收益一词并不常用（常用的是收入、费用和利润），甚至对这一概念还有些误解。如《〈企业会计准则——收入〉指南》指出，企业在会计期间内增加的除所有者投资以外的经济利益通常称为收益，收益包括收入和利得，这显然是和前述的会计收益的概念是有出入的，收入和利得不与费用和损失配比，怎么得出差额呢？不是收入与相关费用的差额，则不能称为会计收益。目前，很多会计学者都在研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问题。实际上，会计收益及其构成要素的界定、分类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一部分，它是指会计收益及其构成要素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内在联系、贯穿在其中的一系列原则。它要受到财务会计的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指引，受到资产负债表会计要素的制约，中间又贯穿着一系列会计原则，因此我们应从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层面看待此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流动全球化、企业经营活动的复杂多样化，企业收益信息的及时获得变得十分重要，而传统的会计收益理论局限于对企业某一会计期间已经实现的收益进行“事后”报告，滞后于经济事项的实际发生时间，此外，会计学上的收益概念还面临着更多新挑战。

主要表现在：

首先

西方国家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历史成本收益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而会计收益是基于实际的交易和历史成本计价方法，对于那些因价格或预测的变动而产生的价值变动，只要没有发生实际的交易，就不予进行收益的确认和计量。这就导致企业出现生产耗费不能得到足额补偿、收入成本的计量属性不一致等问题。

其次

金融衍生工具的兴起和快速发展，过于保守的实现原则不利于对经营业绩进行评价和资产风险的足够认识，历史成本模式又无法体现资产的本质属性。

再次

企业经营活动日趋多样复杂，高科技日新月异，使得企业的专有技术、专用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拘于“三位一体”原则而无法入账。再者，尽管会计收益强调谨慎原则，但会计收益的计算仍然有一定的主观操作空间。在当今全社会的诚信意识有待加强时，人为操纵利润的事件屡见不鲜。种种现实弊端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会计收益理论。

会计仅设可能扭曲会计收益的确认和计量

1.通货膨胀严重时，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计量模式会造成费用低估，补偿不足，按现行价值计量的收入和按历史成本转化的费用在逻辑上不能配比，从而使会计收益虚计。

2.货币计量只反映收益数量，很难反映其质量，会计上反映为同一数量的收益，其实际质量却可能手差万别。财务信息的本质并不在于货币量化的数据本身，而是这些数据所描述的经济过程的本来面目，很多情况下“质”比“量”更重要。

3.当交易涉及多种货币时，会计上应选择记账本位币，其他币种应按选定汇率折算成记账本位币反映。以外币编制的财务报表在进行汇总或合并对，也必须折算为记账本位币。外币折算也会曲解会计收益的本质。

4.会计收益仅仅反映企业的短期利润。是按照人为划分的等长会计期间定期提供的。对一个生产经营带有明显季节性或存续时间很短的企业来说，当经营周期和会计期间不一致时，分期计算的会计收益可能会误导信息使用者。

会计收益

（二）会计原则对会计收益确认和计量的影响

1.会计收益根据权责发生制确认和计量，当款项收付的日期与收入、费用的归属期间不一致时，会计上要求通过递延、预提、应计等专门技术进行人为的跨期调整。这容易导致收益操纵。

2.会计收益只确认已实现收益，而不确认未实现的资产持有收益、接受捐赠的收益等，收益信息揭示的不完整，必然影响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真实盈利能力的判断。从经济学角度看，收益实现贯穿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处于不同阶段的资金形态，其收益的实现程度不同，只有最终以货币形态形成的收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已实现收益。会计将以债权形式形成的收益也确认为已实现收益，而从经济学角度看，以债权形式形成的收益只能是可实现收益。

3.配比原则要求收入和为创造这些收入而发生的支出在同一期间确认。配比原则要求在收入和支出之间找到一种合理的配比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逻辑关系很难找到。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会计收益带有主观性和武断性，影响收益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也为管理层选择于己有利的分配程序敞开方便之门。配地使企业的现金流量和经营业绩脱节，不利于反映货币时间价值、风险价值和收益质量等。

（三）会计收益关注较多的是数量，而未足够重视收益的质量

收益确认不仅要确认数量，更要确认质量。收益的创造是商品价值形成、增值和实现过程的统一，甚至贯穿于企业资本循环过程的始终。在经济学上。收益实现过程与收益实现是有差别的。实现过程从企业投入货币资金开始，通过生产过程将其转变为产品，通过产品销售、取得货款或债权，最终又回到货币形态。只要尚未到达终点，收益就仍然处于实现过程。只有收益实现过程到达终点，收回全部贷款，才是真正的收益实现。会计收益把以债权或其他非现金资产形式形成的收益确认为已实现收益，不利于反映收益的质量。

（四）会计收益因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不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对收益确认产生重大影响。如：一家挪威公司，1992年按所在国规定报告净收益为1.67亿挪威克朗，若根据美国会计准则却高达17.63亿挪威克朗；一家澳大利亚公司，1992年按所在国规定报告利润为5.02澳元，但若根据美国会计准则仅有2.41亿澳元。改变会计政策更是管理当局进行利润操纵的惯用手法，误用和滥用会计政策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五）从构成内容看，会计收益不利于评价企业的盈利性和盈利能力

会计收益不仅包括企业努力创造的经营收益，也包括大量的非经营收益，如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政府补助、罚没收支、盘盈盘亏、非货币性交易损益、处置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净损益等。由于大部分非经营收益是偶然的、非循环的，因而它不能反映企业正常的盈利能力。如果信息使用者不加分析地利用了包含大量非经营收益的会计利润进行评价、决策，必将被其误导。

《合同法》第225条规定：“在租赁期间因占有、使用租赁物获得的收益，归承租人所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收益是指承租人因占有、使用租赁物而获得的效益。收益包括两类：一类是因为占有租赁物而产生的收益；一类是使用租赁物而产生的收益，如承租人从房屋租赁的转租中收取的超额租金，承租人租用汽车经营货物运输获得的收益等等。除当事人在合同中另有约定外，租赁期间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赁物获得的收益归承租人所有。这样规定是由租赁合同的性质决定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这里不仅是使用还包括收益。在有些情况下，承租人重视的是租赁物的使用，租赁本身并不产生收益，如承租人为居住而租赁房屋、家具等；而在有些情况下，承租人租赁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收益，如为生产经营租赁机器设备、租赁房屋等。在意大利民法中专门规定了一类叫做产生孳息的物品租赁，即是以动产或不动产生孳息的物品为租赁的标的物的。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使用是以支付租金为代价的，所以就其租赁物的占有、使用而获得的收益，应当享有所有权。

成本收益分析自利性

这种方法的内在精神是追求最大收益，但这种对效益的追求带有强烈的自利性。成本收益分析的出发点和目的是追求行为者自身的利益，它只不过是行为者获得自身利益的一种计算工具。成本收益分析追求的效用是行为者自己的效用，不是他人的效用，这是其指向性，即自利性。

成本收益分析经济性

由于行为者具有自利的动机，总是试图在经济活动中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使经济活动经济、高效。成本收益分析的前提效用最大化就蕴含着经济、高效的要求。

成本收益分析计算性

行为者要使自己的经济活动达到自利的目的，达到经济、高效，必须对自己的投入与产出进行计算，因此，成本收益分析蕴含着一种量入为出的计算理性，没有这种精打细算的计算，经济活动要想获得好的效果是不可能的。因此，成本收益的计算特性是达到经济性的必要手段，也是保证行为者行为自利目的的基本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