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萧一山先生说：
“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喤引”，本意是指古代官员出行，前面的骑卒开路喝道，可引申为引导、带领。晚清清流派领袖人物张之洞、张佩纶常以品评人物为事，曾明确提出：
“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
并把陶澍比作晚清时期全国人才发生、发展的“源头”，就像黄河发源于昆仑山、长江发源于岷山一样；曾国藩则是以陶澍为“源”的各类人才中的一员。可见，陶澍和曾国藩的关系，前人早有定论。
曾国藩
曾国藩，原名子诚，字伯涵，号涤生，湘乡县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小陶澍32岁。道光十六年(1836），曾国藩两次科考失败，深感自愧：
“韶华弹指总悠悠，我到人间廿五秋。
自愧望洋迷学海，更无清福住槽邱。”
“匣里龙泉吟不住，问子何日斫蛟鼍。”
但他并不服输，特意转道金陵，向乡人陶澍请教学问与求仕之道。因门客李子木自作主张，为陶澍挡驾，三年后，陶澍病逝，故终其一生，曾国藩未能与陶澍见面。但是，陶澍对曾国藩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第一，陶澍对曾国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道光时期，陶澍不仅是“湘系经世派”的领军武人物，湖南文人士子和官僚均以陶澍马首是瞻，而且是最被仰慕钦羡的人物。曾国藩积极追求仕进、信奉理学经世，以陶澍为表率。他专程拜访陶澍的目的虽未实现，但其仰慕陶澍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曾国藩曾经认真学习陶澍的著作。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多次记录了阅读《陶文毅公全集》的情况，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十七日记：
“阅《陶文毅公全集》，至晡时，甚倦，即睡。”
十八日又记：
“早起，仍阅《陶文毅公全集》。”
“晡”，指申时，即下午三点至五点，又泛指傍晚。这里是说曾国藩从下午开始看《陶文毅公全集》，一直到睡觉，第二天早起，又继续阅读《陶文毅公全集》。
最后，陶澍对曾国藩的间接影响。曾国藩成长的关键时刻，得到过三个人的特别帮助。
一是曾国藩赴京应考，得到了贺长龄的资助。
二是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师从唐鉴，从而学问见识俱进。
三是赴四川途中重病，得到李星沅的多方帮助。
贺、唐、李三人都与陶澍关系十分密切，曾国藩从贺、唐、李三人间接受到陶澍的影响，当是不言而喻的。曾国藩组建湘军，得力于左宗棠、胡林翼，曾、左、胡并称“湘军三巨头”。左宗棠与陶澍为儿女亲家，胡林翼为陶澍女婿。通过左、胡二人，曾国藩受到陶澍的影响更加深刻、更加广泛。
第二，曾国藩是陶澍经世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陶澍经世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陶澍对理学经世的倡导。
陶澍一方面认为理学为做学问的根本；另一方面又反对空谈，主张把经世之学引入理学，强调经世实践。曾国藩自幼不尚空谈，始终关注社会实际问题，把理学和经世之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明确提出：
“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
曾国藩把经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突出其地位。强调学习经史，钻研学问，要面对现实，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认为义理是经世之学、经世之术：
“古之君子所以尽其心，养其性，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秉乎礼。”
主张以礼治国、以经治国。为此，他曾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币、兵法、刑律、河渠等14个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仔细考察，提出方略，以图富国济民。
二是陶澍主张吸纳、包容各派学说，主张摒弃门户之见，吸纳各派之长。
曾国藩同样反对门户之见，主张全面学习各家学说。在京师时：
“从太常寺卿唐公鉴井受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相通晓，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与蒙古倭仁公、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辰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
在陶澍等人的影响下，成了一代鸿儒。
三是陶澍重视经学和史地等经世实学。
曾国藩也非常重视经学，认为“六经义精词约”，必须认真研究、潜心玩味，才能领其旨趣，提出要熟读《诗经》《左传》《春秋》等经书。同时主张经书和史学要相互为用，“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事，别无学也”。他每天读史10页，对史书十分推崇，曰记中常有记载。他还涉猎天文、历法、农学、舆地、数学等专门学问，并能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
第三，曾国藩是陶澍改革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陶澍的改革，对曾国藩有很大的影响。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两淮盐法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曾国藩提出：
“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里，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不敝。”
主张“招集新旧票贩，照常请票运盐，完纳现课，出湖销售”。
但是，曾国藩改革的最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长期养尊处优，沉湎享受，已经腐败，没有了战斗力，故而提出“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的改革纲领，另建湘军。
一是改“世兵制”为“募兵制”；
二是改“兵为国有”为“兵为将有”；
三是改“朝廷任命”为“官职私授”；
四是改“国库发饷”为“军饷自筹”；
五是改“冷兵器”为“冷热兵器并用”；
六是改革营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
七是创建水师，一船设一专官；
八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
前四项形成军权、政权、经济权合三为一，权力全部落在统兵大员手中，后四项则开始和近代军事体制接轨，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军制，开中国军事近代化之先河。
陶澍和曾国藩改革的重点有所不同，是由当时的时代决定的。道光年间，清王朝从康乾盛世的顶峰急剧地跌落，故陶澍大力推行除弊立新的改革。
咸同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侵入中国，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几乎占领了东南半壁江山，故曾国藩的改革，着重在军事领域。
陶澍的改革是在清王朝没落的时候，打了一剂强心针，帮助清王朝渡过财政经济的难关；
曾国藩的改革则是在清王朝崩溃的时刻，打了又一剂强心针，帮助清王朝暂时避开了灭亡的命运。
可见，他们的改革主观上都是为了挽救封建王朝，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军事改革，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
第四，曾国藩是陶澍吏治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陶澍非常注重吏治，而且还有比较系统完备的吏治理论。曾国藩则以陶澍为榜样，从严要求自己，终成一代贤臣。
一是正视封建官场弊病，大力整顿吏治。曾国藩在京官任上就批评了官场的弊病：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
他认为吏治的腐败，必然导致社会不安。因此，他在揭露官场弊病的同时，雷厉风行地整饬吏治，强调吏治清明。
二是重视士风民俗。曾国藩十分重视社会风俗，对当时世风日下提出了批评，尤其对士风的败坏深感痛心。主张移风易俗，建设良好的社会风俗。他认为官吏、士子在移风易俗中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他说：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热切地希望官吏、绅士能以自己的言行，“化一方之莠民”，以伸正气。
三是强调以身率属。陶澍为官，做到了“勇、勤、廉、善”四个字。曾国藩则提出了“廉、谦、劳”三个字，标榜“不要钱、不怕死”，强调以自己的表率作用，以求清正廉明之吏治。
四是发挥幕僚的作用。陶澍延请有“经世之志”的人才入幕，并在他们的参赞下，对盐、漕、河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陶幕也成为晚清幕府的先声。曾国藩更是网罗各类人才，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幕府集团。容闳说：
“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
除军政人才外，
“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人才精华汇集于此”。
曾国藩事业的成功，幕府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五，曾国藩是陶澍人才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陶澍非常重视人才，可以说，湖南人才的兴起，是从陶澍开始的。
曾国藩非常重视人才，他说：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即广泛收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积极培养人才，严格管理人才。
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被任命为武会试正总裁，他在闺中作诗说：
“禁闺莲漏己宵深，凉月窥人肯一临。
此地频来从案牍，吾生何日得山林。
貔貅雾隐三更漏，河汉天高万籁沉。
火冷灯青无个事，可怜闲杀爱才心。”
夜己深，霜满地，仍在青灯下批阅试卷，为国选才。薛福成曾评价说：
“（曾国藩）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楩楠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棁、椳闑扂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回乾轴而变风气也。”
正因为曾国藩善于发现、使用、培育人才，当才大批人才才团结在曾国藩的周围，为其所用，曾国藩的功业也才能成功。
综上所述，陶澍对曾国藩的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萧一山说：
“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由于陶澍种其因，而印心石乃策源地也。”
如果“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物不能蔚起”。“印心石屋”为道光帝给陶澍的题字，是陶澍早年读书之所；“蔚起”乃指人才荟萃、聚集，《汉书·叙传下》：
“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
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的宗主，曾国藩是其培养和影响下的杰出人才之一。
END
本文摘自《陶澍师友录》
作者陶用舒，岳麓书社出版
《陶澍师友录》
作者：陶用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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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一代名臣陶澍的“朋友圈”，展现“晚清人才第一人”的交友之道。
本书介绍陶澍的人际关系，作者陶用舒教授钩沉索隐，将陶澍一生中有交际且有诗文记载的500余位朋友汇为一编，分类介绍各种“朋友圈”，展示了一代名臣陶澍的交谊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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