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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物质上建筑满足了人类的现实功能需求,为人类遮风挡雨,提供庇护所;在精神层面上,建筑创造出特定的空间,影响人的本能心理感受,引起心灵的共鸣,由此建筑也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建筑记录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变革,承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足迹,被誉为“石头的史书”。从古至今,在所有文明中,建筑无不被视为表现人类力量的永久纪念物,在金字塔、神庙、教堂、宫殿等留存至今的著名建筑中,不仅蕴含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特定文化,也表征了人类在浩瀚宇宙中寻求自身存在意义的漫漫征程。
“我们的人民必须知道:我们的新建筑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新政权!”—希特勒城市中央笔直的光辉大街,长达五英里,比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还要宽一倍;在大街的南端,还矗立着一座凯旋门,高达386英尺,是巴黎拿破伦凯旋门没错。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这座光辉壮丽的城市,就是纳粹头目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计划中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一座在柏林基础上建设的、最终将拥有1000万人口的“世界之都”.这将会是统治欧洲的首都,甚至是全世界军事力量和工业最密集的地方。不只是之前提到的这些超越巴黎——一直以来的世界级都会——地标性建筑物,日耳曼尼亚的建筑大都拥有惊人的体量。
元首宫的占地面积将是菲利普二世在马德里北面修建的埃斯科略修道院的7倍,其规模甚至要比传说中的尼禄王金殿至少大一倍。而另外一座以罗马万神殿为模型的圆顶大会堂,高达310多米,直径达260多米,规模相当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7倍、华盛顿国会大厦的32倍,可以容纳的人数达16万人,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会堂。为此施勃利河必须改道,绕圆顶大厦的三面流过,最后流入一个巨大的人工湖和一个倒影池。该项目的基084085础工程于1940年7月破土动工,圆顶大厦计划于1950年4月19日,即希特勒61岁生日的前一天全部竣工。
建筑是一种宣传工具。他在1937年纳粹党纪念日的讲话中这样说:“我们的敌人也许猜到,但我们的人民必须知道:我们的新建筑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新政权!”在“日耳曼尼亚”计
划全盘托出前,一系列宏大的建筑已在建设中。那座傲视柏林的巨大圆顶大会堂,早在1925年就有草图。宏大的建筑既可以激励国民,“消除德意志民族的自卑感”;也可以打击敌人。想象一下,当你穿过空旷的广场,爬上台阶,在两尊赤裸强壮的日耳曼男性青铜雕像和抓着纳粹标志的展翅雄鹰注视下,走进一个又高又窄的入口,进入一个没有窗户的空旷大厅,然后经过一个圆厅,接下来是另一个空旷的、长达450英尺的大理石大厅漫长的走廊尽头,推开一扇高达17英尺的双开门,此次旅程的终点——哦,不,还没有到。这是一个4000平方英尺的巨大空间,从门口走到办公桌前——希特勒坐在那儿——还需要一分钟。恐惧、崇敬,恐怕是这段旅程给人的最大感受。这便是希特勒的新总理府,能给前来觐见的外国来访者几乎致命的心理打击,让他们无不陷入对新德国权力的敬畏之中。建设新总理府的目的不仅仅是用来威慑小国元首,它大尺度和背后的神话也是感染德国普通民众的有力武器——希特勒需要人民来顶礼膜拜。日耳曼尼亚规划中,一系列拥有让人毛骨悚然威力的大体量建筑,从每个细节,都在加强“帝国的尊严”和“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权力通过建筑表达的范例。
元朝严酷的统治终被推翻,中国又恢复了汉人掌权。但一心想恢复汉唐雄威的明朝皇帝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另一次辉煌——封建制度没落的颓势已无法挽回。在明朝,中央集权发展到极点,宰相被废除,皇帝成为官僚之长。特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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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希特勒不止一次地想成为一名建筑师,早年曾不断试图进入维也纳艺术学院学习或者建筑学校做建筑学徒,但他显然更想成为“设计第三帝国的首席建筑师”。希特勒的建筑构想,主要由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Speer)实现。
“世界之都”总设计师
阿尔伯特·施佩尔听了希特勒的演讲后,被纳粹的魔力征服。1933年
在藤伯尔霍夫机场举行的五月大会上,他设计的会场方案大放异彩,使得他在纳粹建筑师的职业道路上崭露头角。之后,在希特勒先前器重的建筑师特鲁斯特身体恶化后,施佩尔被指定为执行建筑师来完成重修旧总理府的工程。1936年,当施佩尔设计的纽伦堡工程以宏大的观礼台和气派的会场布置博得希特勒的欢心,施佩尔便一步登天,成为了帝国建筑总监,享受了比柏林市长还高的工资待遇和众多特权。宏伟的“日耳曼尼亚”也在施佩尔的规划下逐渐成形。短短五年,凭借和希特勒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位31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世界之都”的总设计师。
希特勒建筑
可惜盛名之下的施佩尔却没有利用独一无二的资源,使自己成为一个建筑创新者。他只是将建筑变成实现某种意图——不单是诠释纳粹帝国的功能,也扩大了自己的权力——的手段。他只是对希特勒言听计从,阐释希特勒的意愿,建造希特勒的建筑。不过是针对民主、建设纳粹未来的文化武器。是希特勒世界观的现实载体和符号表达。它们代表了希特勒对现代城市中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坚决反对,以及他试图通过国家社会主义的塑造效应,利用集体主义来取代它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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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现人类力量的永久纪念物,在金字塔、神庙、教堂、宫殿等留存的著名建筑中,不仅蕴含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特定文化,也表征了人类在浩瀚宇宙中寻求自身存在意义的漫漫征程。
人们习惯于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建筑,我们知道如何根据建筑细节判断建筑类型,我们了解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建筑变革,却没有人能清楚地回答“建筑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也就是建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建筑与权力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因为建筑,特别是大型纪念性公共建筑,无不取决于并不充足的社会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掌握和分配。这些建筑象征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权力做出的政治判断。
致中国读者
译者序
1 我们为何而建
2 觐见元首的长路
3 石头的史书
4 创建国家
5 混乱时代的身份
6 大理石的风采
7 无羁的自负
8 总统图书馆
9 水晶教堂
10 文化的功能
11 高楼症候群
12 无情的现实
作者简介
迪耶·萨迪奇,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建筑系。作为建筑艺术评论家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他多年致力于研究人与建筑的关系,在国际知名艺术、建筑期刊上发表多篇论著。他曾任《蓝图》杂志主编,著有《方圆一百英里的城市》、《建筑与民主》等著作。
他是《建筑与装饰艺术》杂志的编辑和《观察家》杂志的建筑评论家。他还曾经策划主持过英国城市建筑设计与英国城市建筑展、2002年威尼斯建筑艺术双年展等大型艺术盛会。2100433B
中央美术学院 教授 滕菲
从“秋裤楼”到“马桶盖”,近年来,奇怪的建筑不断在各地涌现。一些贪大、媚洋、求怪的建筑,看似是各个城市的“建筑地标”,实则是权力之手干预设计的“权势地标”。
城市地标不仅有着能够让人一眼识别城市的作用,更是一个城市经济、文化的“缩影”。埃菲尔铁塔透漏着巴黎的浪漫气息,故宫彰显着北京的厚重历史感,中银大厦则迸发了香港的生机活力。地标建筑发挥的巨大能量也让各城市纷纷建造属于自己的地标建筑,期望给世人带来“惊喜”。然而,这样盲目跟风的后果往往是让“惊喜”变成了“惊吓”,“地标建筑”成了“雷人建筑”。
城市建筑的“浮夸之风”归根结底是当地政府的“形式主义”之风。无论是政绩虚荣心的作祟,还是低俗审美观的误导,皆是由于政府对城市规划的权力“越界”。因此,要防“雷人建筑”,就需先管管背后的“总指挥”。
端正政绩观,扫建筑“跟风”。一些政府官员认为政绩就是“大刀阔斧”的搞城建,妄想执政期间盖出个“摩天大楼”,一鸣惊人。而如此“政绩欲望”则蒙蔽了官员的双眼,不管未来经济效益如何,拿着国家的钱“大建好建”,最后只能多了些“烂尾楼”,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也让市民抱怨不已。因此,地方政府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忌盲目搞城建,从市民的实际需要出发,综合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合理规划市政建设。
尊重“设计行家”,还建筑“艺术之美”。一些地方官员自诩城市的“总规划师”,将权力之手“伸”到了设计领域,“外行指导内行”,常常将个人喜好附加在公共建筑上,亦或盲目效仿外国建筑,“照葫芦画瓢”,让“地标建筑”成了“山寨建筑”。因此,政府应将权利交还给建筑专家,还设计师以创作空间,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著名建筑师贝聿铭曾说过,“可以做设计,但不可以沉湎于设计”。“地标建筑”,往往不是“刻意为之”,而是随着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慢慢“汲取”城市之“气”,逐渐才被冠以“象征意义”。不要让官员的“精心设计”毁了“建筑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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