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曾有一场名为“未建成”的建筑展登陆北京。展览罗列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所有经他设计，却终未建成的建筑项目的图纸与模型。

在那次展览当夜的庆祝酒会上，一个怀抱好意的上海房地产商向矶崎新举起酒杯，祝愿他“所有未建成的作品都能在上海实现”。然而，听闻此言的矶崎新脸上立即露出无奈的神色，在场的中国建筑师们也颇为尴尬。

日本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师   矶崎新

铸就“未建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师从丹下健三的矶崎新从其前辈“新陈代谢派”手里，接过日本建筑批判的领导权。他的独立事业开始于1966年设计建造福冈相互银行大分县分行。很快，矶崎新成为日本一系列重要公共建筑首屈一指的设计师。但是，使他名声鹊起，广获国际赞誉的，并不全然因为这些由钢筋混凝土铸造而成的实体建筑。

早在60年代初，基于对日本当时土地紧缺、交通拥堵、资源缺少的社会现实深入了解，矶崎新推出了“空中城市”的设计方案，把东方特色的斗拱和西方的柱式体糅合在一起，大胆地将整个城市推向空中，充分体现一位心怀世界的建筑师对未来城市科技、文化等方面所做的大跨度探讨。电脑科技初露端倪的70年代，他又推出第二个十年构想：电脑城。以体积庞大的建筑模式呼应想象中的不断膨胀的电脑时代，率先向科技发言。

实际上，在矶崎新从业的40年里，几乎每十年都“与时俱进”地产生一个理论基础。虽然这些以大规模城市重塑为核心的设计方案并没有得到推行，但在任何一部建筑史上，它们都成为无法跨越的学术链条。作为世界级建筑大师，矶崎新扮演了这么一个“异数”：不因为某个作品，而以一系列“空想式”方案留名。

即使在他部分声名赫赫的“已建成”作品中，也充斥着“未建成”的因素。1968年，矶崎新的装置作品《电气迷宫》完成。这个表现广岛灾难的启示性作品，第一次把建筑和日本当代艺术(包括平面设计、摄影、室内设计)结合起来，曾带动包括三埔康平在内的日本一代大师。但是，当这一作品在第14届米兰三年会上展出时，矶崎新签名加入法国右翼分子，赞成捣毁自己的亲手力作。于是，在后来的数十年间，《电气迷宫》以悬而未决的“未建成”身份，作为一个“艺术事件”，对欧洲先锋派产生深远影响，促使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理论学家将探究的目光转向东方。

另一个“已建成”的“筑波中心”同样具有代表性。在建造这一作品时，矶崎新将其隐喻手法发挥到极致。使用碎石遍野的“废墟”体现建筑师想象中的“筑波中心”：断非屹立高耸的当代建筑，而是千万年后，当人类文明彻底消逝时的历史遗迹。在“已建成”中思考“未建成”——矶崎新便是在其作品多维的时间观照中，表达他跨时代的语言。

实际上，矶崎新一直认为，随着一个作品的建成，不仅它的缺陷昭然若揭，还会被融入城市，被蜂拥而上的媒体消解，然后被迅速淡忘。反而是没有建成的作品，有不断被挖掘、阐释的可能性。在矶崎新看来，它们意味着另一层次之上的“建立与存在”。正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说，能让城市寻访者们发现“你不复存在的故我或者你已经失去主权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建成的建筑才是建筑史”。矶崎新如是说。

“未建成”的逆印证 

上世纪80年代，矶崎新的建筑理念在中国业内得到传播，并造成持续影响。据建筑研究学者史建说：“在形式上，(他)把中国建筑师轰得够呛。”然而，当矶崎新以承接项目、举办展览、与中国建筑师对话等方式介入中国建筑业时，类似上文提及的房地产商语出无状的尴尬一幕轮番上演。

在“慕名而来”的甲方、部分“一味跟风”的中国建筑师和号称“熟知东方、中国文化”的矶崎新之间，存在着对中国尚未成型的建筑发展脉络的误读。

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专访时，矶崎新说，他在中国的工作“非常开心”，因为中国许多甲方(工程委托人)“idea非常柔软，不归结在同一逻辑之中”。在此之前，一位曾积极与矶崎新工作室联系，力邀他设计项目的房地产商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找矶崎新“完全因为他名气大，比‘土设计’叫得响……圈内人都这样做”。

显然，矶崎新，这个现年73岁，早已披上国际建筑大师华服的老人，并没有也不可能进入中国建筑业的现实语境中。展现在他面前的不是单体建筑、城市规划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而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建成”的广大实验场。

在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马国馨展开有关“城市规划”的对话时，矶崎新先重申了“城市是不可加以规划”的著名论调，然后转而提出，北京是“世界上惟一例外的城市。在其社会体制下，可以很容易地对城市进行控制。”

面对这一论断，包括马国馨在内的中国城市规划师都持相反观点。中国已经脱离计划经济体制，城市规划在房地产商、商品经济等多重合力下，早已跨越了可以强力控制的轨迹。然而，对中国这一政治经济现状的了解，矶崎新显得迟缓且执拗。

在他众多的“中国”建树之间，对实地理解的空白裂痕越发明显。无怪乎一些建筑界人士认为，他在中国的“建成”正在多层次消解其理论的激进态势。

“未建成”流露的矶崎新对抗时代的悲壮感，和他在中国势如破竹的四处“建成”，成为矶崎新身上富有反讽意味的一对正反命题。

DC国际建筑事务所 平刚

带着实现个人和社会理想的双重理念，平刚希望实现作为一个建筑师从“未建成”到“建成”的理想。

挑空的工厂空间被平刚搭建成三层的工作室。穿过一楼的员工工作区，踏上面对投影墙、可以作为阶梯教室的楼梯上二楼，左边是DC国际的模型陈列处。平刚指着模型室靠墙的一块写着“让这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海报板，半开玩笑地让记者一会儿也过去在上面签上大名，“大家都喜欢这么做。”他说。而或许更应该签上名字的是DC国际本身。

2004年到2008年，平刚创办的DC国际在宁波进行了200万平方米拆迁安置房的设计实践，其中东部新城拆迁安置区获得2008年美国《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Architecture Record》联合颁发的“Good Design is Good Business”设计大奖，DC国际也因此声名鹊起。如今，平刚坦言自己的客户十分多样化，设计涵盖公共建筑、居住社区及城市设计。和很多建筑师不同，在整个的采访过程中，平刚始终在强调的不是概念和风格，而是“态度”和“建造”本身——踏实地建造。就像他的那间隐蔽在三楼阁楼上、半开的屏风墙后的办公室里摊开摆放着教授商业谈判技巧的书和遍地的户外装备一样，在低调之下有着令人意外的坦率。

从2003年最困难时候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60人的团队，DC国际并非因为风格而制胜，平刚总结出的三个制胜法宝是：做事认真、设计有创意、服务态度好，并因此而信心满满：“哪个客户会不愿意和这样的事务所合作呢?”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建筑界话语权的焦虑虽然微小，也始终存在。事实上，对建筑界来讲，这确实是一个眼球经济的时代，从库哈斯的央视新大楼到赫尔佐格的鸟巢，建筑被用于标志和炫耀，远远超过被居住和使用。用他的偶像、美国建筑大师路易斯•康来试探平刚对于风格和话语权的焦虑，他毫无遮拦：“我崇拜他并非因为他的风格，这和风格没有关系。而是他的那种态度。他几乎默默无闻了30年，然后再成名。”大学的时候，和室友争论愿不愿意做路易斯•康，平刚不愿意，成名要趁早，“但现在我愿意。因为也只有坚持和坚守了那么久，才有可能达到他的高度。”而事实上，无论大师的高度能否达到，态度的高度却是平刚一直在追寻的。

刚刚从北极回来，又马上要奔往戈壁，平刚说自己用探险来抚平焦虑，但“现在，真的是出去的频率有点过了”，这不知道是否是作为管理者的自省。作为一个设计企业的主导者，他有意让管理变得简单，“因为评价的标准相对单纯”;而面对公司的发展，作为企业决策者却不得不在做大和做精之间徘徊，在被资本控制和控制资本之间犹豫，“毕竟设计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行业历史和趋势

Q：DC国际创立12年了，这也是中国急速城市化的12年，现在的市场和当年相比最大的不同和挑战在哪里?

平刚：DC其实是在2001年、2002年我回到大陆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的。对于这12年我最直观的感觉是，从业主到政府，做事情的时候急功近利的心态越来越少了。我们接触的政府官员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地方官员中，35岁到40岁的人越来越多，而这些人往往是真的想要做些事情。当然，这意味着他们对于专业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这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件好事。

其实DC发展最困难的时候是在2003年，那一年我们参与了很多项目的竞赛，但得了整整一年的第二名——这意味着，你做得不错，但合同，对不起，你没有。但慢慢地，你发现业主对建筑师的要求高了，要求你更专业，还要在服务上有提升。举例子来说，刚开始的时候，往往是项目要求比较混乱，类型也不明确。但现在，有细分，业主往往会告诉你我要一个旅游地产或者高端的酒店的专业地产。双方对于项目的标准都更明确。

Q：DC国际在这12年里不断壮大，您认为离当初自己对于事务所的定位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还是在不断的调整中?

平刚：有一句话在7年多前就已经写在我的简历里了，这句话有点拗口，“带着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双重理念，实践从‘未建成’到‘建成’”。我认为这句话到现在仍然适用。

我一直想把我们公司的网站做成很酷的样子，一半黑一半白，一半写着未建成UNBUILT，下面是我们还没有实现、但很好的设计作品;另一半写着已建成BUILT，同样也是DC的代表作。以前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未建成的项目太多了。现在，两者对我们来讲在数量上已经慢慢达到一个平衡。我想我对事务所的定位是非常踏实的，对一个建筑师来说，就是建成的和没建成的，而这两者是个动态的过程，你的发展也在其中可以一目了然。

关于专业的思考

Q：在东南大学毕业，又辗转上海、新加坡、澳大利亚，国际经验对于DC现在的发展作用何在?

平刚：国内的情况其实和国外不存在太大的可比性，差太多了。但我一直认为要用国际性的视野去解决地域性的问题。

Q：2008年，宁波的安置房项目使得DC国际声名鹊起，屡获大奖，您曾谈到“空间公正”的问题。您对建筑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反作用力怎么看?

平刚：拆迁房对DC来讲是过去5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我们在宁波做了200万平方米的推广。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被迫成为了城里人，拆迁对他们不仅意味着要搬出之前居住的房子，而且使得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的肌理。而我们做拆迁房项目，就需要在空间上还给他们一个公平，达到一种平衡。

Q：我注意到,你们做的拆迁房似乎看上去和商品房没什么两样。

平刚：是的，因为只有做成像商品房一样的安置房，这些农民才能真正融入城市，这样才会有人会买这里的二手房。其实当地被拆迁的农民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们一般至少可以得到三套房，通常他们会住一套、卖一套、租一套，他们靠房子来生活，如果不能流通，他们怎么办呢?据我们知道这片二手房的平均价已经从6000元涨到了10000元。

Q：您谈到建筑风格的多变，您如何看待建筑风格对于建筑师事务所的影响?

平刚：我避免陷入某一种风格，因为这样才有不断提升的可能性。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委屈，我们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建筑，但是，在国内建筑圈有话语权的往往不是项目做得多的人，那些可能什么都没有建成的人，反而很牛。当今的建筑界，从库哈斯到哈迪德，从迈耶到安藤忠雄，风格太多了，但我不想被风格所左右，我不排斥各种美。

我曾经总结过DC走到今天的三个立足之本：做事认真、设计有创意、服务态度好，对这三个特质我们长期坚持，当然接下来要进一步发展专业强项。常常会有人问，你们最善于做什么?但实际上，从商业建筑到住宅到古镇改造，我们都在做。

Q：热爱探险，并拥有对生态和环保的敏感触觉，而今，绿色建筑也已成为一种潮流。您的探险和建筑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谈谈您心目中的绿色建筑。

平刚：建筑设计是一个容易让人焦虑的工作，探险让我放松。另一方面，丰富的生活状态对一个建筑师来说十分重要，让你感觉到你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这可以刺激你的灵感。

我曾经参加过一年一度的环球绿色建筑环保大会，这个大会把政府、开发商、建筑师、设备供应商、标准制定者美国Leed都请到了一起，按理说是非常好的。但我却要批判这个大会，因为最重要的一方——居住在建筑中的人缺席了，忽略了居住者的感受。我记得当时曾经把奥运村作为一个范例，但实际上奥运村的绿色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他们向我们展示幼儿园可以储存冬天的冰雪，但这不具备可复制性。绿色建筑实际上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它现在往往成为一个噱头;还有碳交易，你有钱就可以买，这给了反生态的借口。

我们正在实施全国第一个可以达到绿色一星标准的拆迁安置房，现在国内绿色标准共分三星，达到一星增量成本不高，而且是大规模可复制的，这是个踏实的做事态度，非常值得推广。

关于企业发展

Q：现在的DC已经有一定能力挑选市场了，您的挑选标准是什么?期待什么样的项目，为什么?

平刚：我刚从成都回来，我们在参与一个成都边上的洛带古镇的改造项目。业主对它的定位是当代艺术小镇。我们在做一个粮库的改造，要让它成为一个艺术家工作区，接下来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博物馆正在设计。

类似这样的项目，我们可以用专业的途径，对城市面貌和社会面貌进行改造并创造出新的价值，这是我们非常愿意做的。

当然，我们在商业上也非常成功，新江湾城里最贵的别墅就是我们做的。我们不排斥商业项目，更多的是一种兼顾。DC不想变成一家纯商业公司，也不愿纸上谈兵做纯学术的设计所，因为建筑最终还是要通过建造来说话的。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希望做一些偏设计的项目。还有一点我们特别注重，是和业主的沟通，能良性沟通的我们才会愿意去做。因为沟通不良，最后项目是做不出来的。

Q：您如何平衡作为建筑设计师和作为管理者的两种不同身份?能从这两个不同身份分别谈谈未来5年中DC的发展目标么?

平刚：我现在主要抓规划和超高层项目，别墅、住宅还有一些单体项目会交给设计团队的其他负责人。其实，设计企业比较好管理，因为我们的评判标准十分单纯。对我来说，一方面不会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强加给员工，另一方面，自己的选择也往往不那么理性。我们就曾因为人手不够，放弃了一个住宅的委托，去做一个学校的竞赛，最后还输了。现在，我们已经有60人，对项目选择的状态也更谨慎。我们正在和一个大公司进行商谈，顺利的话，会合作成立一个新公司，规模会一下子扩展到200到300人。做大，当然你会创造出更大的影响力，在业界有更多的话语权，可能性会更多，预期也会更好。如果不合作，或者说做大，那我的理想规模是将公司控制在70到80人，因为这样的规模对一个建筑事务所来讲，机动性和灵活性都刚刚好，也够用了。规模小有规模小的好处，一是你可以不完全受到资本的控制，另外你的设计质量也不容易被稀释。

Q：作为公司一个决策者，您觉得现在DC迫切需要提高的地方在哪里?

平刚：专业化的知识支撑，这不仅对我们工作室，对整个国内建筑界都是一个难题。在国外有专业的材料研究、机电研究团队，建筑师要做的是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而在国内，这种专业团队比较少，特别是体制外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找到核心的技术支撑团队进行紧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