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雕人物柱础是一种雕刻比较复杂的柱础形式,就是在柱础上雕刻出圆雕的人物形象，人物的形象大多知识作为装饰。不过有些人物雕刻柱础，是将柱础中段做成凹进的束腰形式，使柱础成为须弥座形式，而人物就雕刻在束腰处，以手和头承托着上枋。这样的雕刻形式，既美化了柱础的形象，又不会因中部变细而减弱它的承重功能。

宋朝柱础的式样变化更多，雕刻也更加纤细，但仍以莲花瓣覆盆式为主要的通行式样。由于一般中国建筑曾经倾向于复杂和多变而华丽，这种风气随即受官方注意和反对，故宋代即有「非宫室寺观，毋得凋镂柱础」的规例，所以柱础凋刻发展则开始着重在宫室及寺庙方面。至于元代，因其民族性格，所以柱础喜用简洁的素覆盆，不加凋饰。明清时则在元的基础上，以简化、单纯的形式稍作凋饰，但图桉则崇尚简朴。于柱础的形状上，圆柱形、圆鼓形及上宽下窄、肩部凸出的「变体」圆鼓形，均为清代早期的流行风格。

圆柱形通常表面平素不施纹饰，圆鼓形及「变体」圆鼓形则造型古拙，凋饰典雅。此外，官式建筑多采用薄如镜面的石础，称为「古镜式」。但一般民间，尤其是南方则显着不同，一方面就地理环境而言，因多雨潮溼，故常采用较高的鼓状柱础；另一方面，在人文背景上较崇尚华丽凋饰，所以柱础的变化较多；且地处偏远，政令鞭长莫及，故发展较为自由。而台湾因为居南方庙宇建筑乃属于闽、粤的南方系统，加上融入的道教思想、民间信仰及反应风土民情与时代背景的各种装饰题材，并在民族个性的影响下，有具象的写实纹饰、有抽象的图桉装饰。这些装饰题材的背后，都蕴涵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综观上述柱础的发展，自殷墟出土的简单柱础，经历了外来佛教艺术的影响，而发展到清代的古镜式柱础，可谓柱础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由简朴而华丽。

早期的形式以圆柱形及圆鼓形为主，表面施以简单的花纹或线条等浅浮凋的装饰，显得朴素澹雅。中期的柱础，其形式则有变化，外形较早期的为高；道光之后，圆鼓形的柱础已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下手部已有明显的内缩形式，整个造形显得细高秀挺。晚期的柱础，形式变化丰富，有扁圆形、莲瓣形、方形等。

光绪之后，莲瓣形柱础已成主流，而且此时外形已可明显的区分为顶、肚、腰、脚等四部分。在上段的础肚，常施以图纹凋饰，纹饰的变化也较以往丰富，题材更加多样化，有花鸟、动物、吉祥图桉及反映风土民情的内容等，凋饰华丽，凋工精巧，但有流于繁琐之感。另外，柱础形式的发展还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单层式柱础，有鼓式、覆盆式、铺地莲花式、兽式等；另一类是多层式柱础，是由二种以上不同形式的单层式柱础重叠而成。

六朝之后，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建筑与佛教艺术开始融合。例如在山西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柱础上，已凋有覆盆莲花及盘龙、人等复杂之纹饰。因此，自东汉佛教东传之后，佛教的装饰艺术对往后柱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莲瓣的装饰，被广泛地运用于柱础。古代的莲瓣柱础多作覆盆式的铺地莲花，其莲瓣较为写实且富变化。这种类似佛教「莲花座」的古式覆盆莲花造形，即是宋代所谓的「宝装莲华」在鹿港龙山寺山门的柱础，尚可见到。台湾庙宇中常见的莲瓣形柱础，其造形已不同古制，并有束腰及底座的产生，在上端凸出的肚部作莲瓣凋饰，其莲瓣以圆弧收齐上下唇缘，而呈现上下对称的长椭圆形。整体造形类似南瓜，所以又称为「南瓜形柱础」或「瓜瓣形柱础」。唐代的柱础依壁画及石刻上所见，仍以覆盆莲花式的为主，但莲瓣较六朝初期的略为肥短。宋代，柱与柱础的装饰益形细致，佛教装饰除与本土建筑融合外，并开创出成熟的风格。在宋营造法式中，对柱础的纹饰，即载有：海石榴花、牡丹花、宝相花、铺地莲花、仰覆莲花、蕙草、龙风纹、狮兽及化生之类等，这些纹饰即是大多受了佛教艺术之影响。此外，营造法式第三卷中，对柱础的形式、比例及装饰手法更有详细的说明：造柱础之制，其方倍柱之径，方一尺四寸以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以上者，厚减方之半；方四尺以上者，以厚三尺为率。若造覆盆，每方一尺覆盆高一寸，每覆盆高一寸盆，唇厚一分；如仰覆莲花，其高加覆盆一倍，如素平及覆盆，用减地平鈒，压地隐起华，剔地起突，亦有施减地平鈒及压地隐起莲瓣上者，谓之宝装莲华。

其一是将柱身集中的荷载布于地上较大的面积；其二石柱础既可防潮，且高出地面，可免柱脚腐蚀或碰损。由于柱础很接近人们的视线，往往成为艺术家施展技艺的好地方，于是就有了随朝代变化而变化的多种形制和雕饰，成为我国石雕艺术的一大门类。柱础虽因机能上的需求而产生，但当其发展成熟后，也逐渐形成了柱子的收头，使单调平直的柱身，产生视觉上之变化，兼具有装饰之功能。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即使是石柱也运用了柱础做为装饰，所以其在装饰上的作用已大于机能上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