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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角度,结合土地调控的现实需求,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关键时期的土地利用策略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理论解析方面,系统分析城镇化与土地利用耦合机制及其时空演化机理、城镇化发展关键时期界定、城镇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等;现状分析方面,全面剖析中国城镇土地利用时空分异情况,深入分析城镇土地利用问题及其原因;趋势判断方面,科学预测未来中国城镇化态势、城镇土地规模以及土地利用宏观背景;策略探讨方面,从策略集成的角度,遵循科学用地原则,协调不同主体利益,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技术等手段,设计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土地利用策略体系。 研究中举行了4次学术研讨会,咨询了50多位领导和专家,进行了3次社会调研;构建了城镇土地利用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选建了城镇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构筑了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模型,分析了1996~2005年间中国城镇土地利用状况,计算了全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及其时空变化,测算了2010年、2020年和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城镇土地规模、土地利用总体状况,提出了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土地利用策略;内部出版1本研究总报告,独立公开出版2本专著,参研其他6本著作或研究报告;在《地理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13篇(SCI论文1篇),并在报刊等发表文章17篇。 "sup--normal" data-sup="1" data-ctrmap=":1,"> [1] 2100433B
获奖序号 |
20090055 |
项目名称 |
中国城镇化发展关键时期的土地利用策略研究 |
主要完成单位 |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
主要完成人 |
刘新卫、吴初国、张丽君、李茂、兰月、王威、姜雅 |
获奖证书编号 |
KJ2009-2-50 |
奖种 |
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 |
等级 |
二等 |
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认识 摘要 城市化或城镇化道路是指实现城化的动力、机制、原则和方式,所...
用“以产带城”的模式打造城市品牌形象 说到城市品牌一般我们都会想到是旅游的开发,而不会想到一个城市的产业。用旅游托起一个城市的品牌是较为常见和传统的做法。而用产业来带动一个城市的品牌形象,或者说认识...
一早期的土地利用研究 国外土地利用研究可追踪到杜能 19世纪前期对德国南部地区的研究,他提出了土地利用的模式。从早期的强调功能、追求理想城市形态的城市规划理念,到 近代在欧美城市现的新古典主义式的城市...
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分析
城镇数量的增加,城镇规模的扩大,也会促进房地产需求的增加。通过对城镇化内涵和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分析,得出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对房地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的结论。
中国城镇化的模式和路径选择
中国城镇化的模式和路径选择——2006 年2 月18 和19 日,中国21世纪城镇化发展战略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论坛由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共同主办,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中国市长协会、中国香港瑞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协...
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人们为了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的目的,按照土地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采用一整套生物和技术的措施,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整治、保护等一系列的经营活动,统称为土地利用。概括地说,土地利用是指人类通过一定的行为,利用土地的特性,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 。
20世纪中国土地利用研究始于30年代。30~40年代,中国少数农业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者开始从事土地利用研究,如1931~1932年,农经学家张心一的《中国农业概况估计》,即是利用实地调查和农业统计资料,编制了全国耕地类型(水田、旱地)和农作物分布图及统计表,它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农业土地利用研究成果。1937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对中国东部农业地区(不包括东北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出版了《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及图集,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当时土地利用的情况和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地理系的一些学者,在西南地区开展了土地利用调查和制图研究,其中1943年吴传钧进行的四川省威远县山区土地利用调查,1944年程璐进行的四川常寿县水库淹没区和云南省滇池的土地利用调查,浙江大学进行的贵州省遵义县土地利用调查,都代表了40年代中期土地利用研究的状况和进展。
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中国土地利用研究的重点是对一些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开展调查和制图研究。1949~1950年,吴传钧主持开展了南京市土地利用调查与制图研究,利用1:1万地形图进行野外填图,最后编制出版了《南京土地利用图》(1:4万),这是50年代初期土地利用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对后来研究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有重要参考价值。1956~1960年,在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中,吴传钧等编制了1:300万土地利用图,概括反映了黑龙江流域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及分布特点,是编制小比例尺土地利用图的一种尝试。
1958~1961年,邓静中等结合农业地理调查开展了典型地区土地利用调查。如1958年北京市郊区昌平县马池口土地利用与农作物布局调查,1960年山西省离石县城关公社和李家山林牧场土地利用现状调查,1961年湖南省永兴县田青大队亚热带丘陵区土地利用和单、双季稻布局调查,湖北省孝感县卧龙公社蟠龙垸大队平原、湖垸地区土地利用与农作物布局调查。以上调查研究都是以农业土地利用为中心,利用1:5000地图进行地块填图,在分析现状土地利用的基础上,提出调整土地利用的建议 。
196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农业部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协作完成了《中国土地现状区划》研究。本次区划是以如实反映各地区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现实特点作为基本依据,具体包括:①对于热量、水分和土地资源利用的方式和程度;②农业经营方式的特点,如农作制度、畜牧制度;③农业部门和作物结构及生产水平;④当前土地利用存在的关键问题。同时考虑自然经济条件和进一步开发利用方向。以此为依据将全国划分为4个一级区、12个二级区、51个三级区,129个四级区。分区阐述了土地利用和农业发展方向及途径,这是我国第一次全国性土地利用区划研究成果,后来成为进行全国农业现状区划的重要基础。
1973~1978年,在吴传钧主持下,组织全国各地理单位开展了“中国农业地理”丛书的编写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研究中国土地资源合理利用问题。研究中分析了中国土地利用现状的特点,中国耕地、林地、牧地、陆地水域等利用现状和问题,并对宜农荒地资源及开发利用条件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中国北方水浇地分布图》、《中国耕地复种指数图》和《中国土地利用概图》(1∶600万)。其中,《中国土地利用概图》将中国土地资源划分为耕地、林地、牧地、水域、道路、冰川、永久积雪、沙漠、戈壁、高寒荒漠和矿山10个类型,它是我国第一幅全国范围土地利用现状图。
1973~1977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科技人员再次前往黑龙江、内蒙古东部进行荒地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研究,提出了开发利用荒地资源的建议 。
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但是,土地资源不清,利用不当,管理不善,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查清土地资源家底,调查土地利用现状与问题,揭示土地开发潜力,探讨土地合理利用方向和途径,成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2100433B
与本土化策略相对,许多学者与执行者认为营销策略以全球标准化可以获得重大的利益。事实上,部分人士建议采取极端的策略:以相同价格在同样的通路提供相同的产品,并以相同的销售与促销计划在全球支援这些商品。国际产品的标准化策略是指企业向全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市场都提供相同的产品。而实施产品标准化策略的前提是市场全球化。
过去的研究显示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企业通常会选择标准化。对此课题的研究,大多支持在外国市场的营销策略进行部分或全部标准化。举例而言,品牌名称、产品特征以及包装的标准化程度可能极高。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销售的商品有超过一半是来自于母公司所在的市场。在样本中,6l个子公司销售的2200种商品中有1200种是在美国或英国中发展出来的。也正因为此,标准化被称为技术创新体系的轴心。
城镇化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
【造价通信息网】在研究城镇化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到中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于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不能满足未来快速城镇化和人口集聚的需求,以及不能充分满足城乡居民对更加宜居、更加智慧和更加幸福的现代城市生活的需求。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会带来城市化发展的“城市病”,并带来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当前时期,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不足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表现得尤其明显。特别是1970年代后期的农村联产承包制度以来,作为乡村公共物品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等,缺少公共投入的基础。城乡公共物品配置的差异性,使得农村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社会设施建设投入相对不足。
第二,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建成区的基础设施配套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偏低,不能很好地满足快速城镇化的需求。由于建设单位对基础设施建设不够重视,或者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以及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流程不清、建设标准不规范、基础设施工程实施主体不明确等,当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问题较多且比较突出,有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与工程腐败问题紧密相关。例如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城市排水设施建设,不少城市由于排水体系的管线或河道疏浚、污水处理场站建设不到位,造成雨水排除没有出路,降雨量大时甚至造成城市观海的“内涝”现象。
第三,中国城乡区域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财政投资能力,教育、医疗资源丰富,各项基础设施投资发展很快,但是在城乡之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间,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别性仍然存在显著差异。
第四,不同城市人口群体对于基础设施服务的可获得性仍然有显著差异。例如城镇的教育服务、医疗服务、公共住房服务对于非户籍人口仍然具有很强的排斥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预算安排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本地户籍人口加以配置,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基础设施服务对非户籍群体的排斥性。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城市基础设施服务本应作为公共物品,但却带来相当程度上的服务私有化和俱乐部化,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排斥了普通民众的获得,例如在一些私营性的运动场地、高尔夫球场、养老院设施、城市绿地等,城市居民的可获得性并不均等。而对一些城市中心城区的公共改造,也一定程度上在商业利益的推动下更加成为面向部分富裕群体和强势群体的设施服务建设,而相当程度上剥夺了普通市民对城市服务的获得。
第五,城市化过程中不同空间的基础设施配置的不平衡性随着城市内部人口空间分布和再分布,表现得更加不平衡。类似上海这样的沿海地区特大城市已经出现了郊区化扩展和新城建设的现象,但是在郊区和新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设施建设不足,加剧了城市内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平衡。
第六,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建设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正日益突出。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涉及城市用地规划的调整,涉及工程拆迁的问题,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对周边居民产生影响,产生突出的邻避现象,或者产生对周边居民的住房损害和健康损害等。近年来,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利益冲突和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社会设施在很多情况是对周边居民具有外部积极效应,例如公园、体育运动场所,但也有不少城市设施建设带来周边社区的噪音、土地沉降和健康损害,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不同利益主体的介入、协调和冲突表现得更加复杂。
第七,相对于道路交通、五通一平、开发区建设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表现得尤其突出,比如环境卫生、垃圾处置、养老、医疗卫生、绿地和公园、文化体育、教育和住房等。
因此,城镇化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中国未来面临快速和大规模的城镇化发展阶段,为了提高城镇化的效率,避免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城市病,在完善城市管理能力外,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继续发挥和强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经验”,并以此提升城镇化的能力,来支撑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并从更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建设智慧城市,促进城市更加现代化和智能化,建设生态城市和可持续的城镇化。 转载请注明出处:造价通https://info.zjtcn.com/news/important/2014/0904/893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