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冀民（1989）150号《关于孙世界、孙世明与孙洪武、孙洪德、孙淑芹房屋继承申诉一案，对土改时祖遗房产填写土地房产所有证后的产权确认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我们同意你院的第一种意见，即双方诉争之6间房产系祖遗房产，其父辈孙履忠、孙履坦兄弟二人未曾分家析产。在土改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时，孙履坦将该房产填写在自己名下，但未载明家庭人数，据土改干部证明：“该房是哥俩的，土地证填写谁的名都行。”因此，该房产应视为孙履忠、孙履坦之父遗产，按先析产后继承的原则处理为宜。具体如何分割，请根据实际情况酌定。

以上意见，供参考。

司法文件(类别)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6）湘字第1号《关于处理房屋纠纷的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及1987年2月24日补充报告收悉。

据你院报告称：双方讼争的三间房屋系刘验福（1927年故）、田二妹（1960年故）夫妇于1912年所建。1952年土改时，该三间瓦屋确权为田二妹及养子刘志国（1982年故）、儿媳向翠莲、孙儿刘射仁四人所有。双方讼争的另一间偏房，土改时产权证上未登记，1975年由刘志国改建为正房。田二妹之女刘志珍1927年出嫁。土改时，刘志珍被划为小商成分，原有房屋两间未动。1953年刘志珍即迁回与其母田二妹一起生活，对田二妹的生养死葬等尽了主要义务。1983年刘志珍以该屋系父母遗产，她应继承二分之一为由，诉讼到法院。

经研究，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即处理这类案件一般应以土改时确定的产权为准。讼争的三间房屋应按1952年当地政府确权归田二妹与其养子刘志国、儿媳向翠莲、孙儿刘射仁四人所共有。该共有房屋中属于田二妹的那一部分房屋和土改未登记的一间偏房可以作为田二妹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因刘志珍与其母共同生活，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此复

1987年4月25日

作为证书之一种，房产证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房产证只能由房地产主管机关发放。

（2）房产证是对特定房屋所有权归属的书面证明，并可记载特定房屋共有状况以及是否设定担保物权等状况。基于一物一权主义，房产证以一房屋一房产证为原则，即一个具有独立建筑结构与使用功能的房屋（包括区分所有的房屋）只有一个所有权，在不动产登记上只能有一项所有权登记，并且据此只能发放一个房产证。

（3）房产证只能向特定房屋的所有权人发放，如房屋系共有，在房屋所有权证之外，还可向共有权人发放共有权证。

（4）房产证是登记机关在对特定房屋权属情况进行登记之后，向特定权利人发放的权属证明，房产证的内容应与登记簿的内容相一致。

由于房屋是重要的不动产，与之相关的交易活动极为普遍，因而房产证在交易活动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但在实务中，对房产证的认识与其性质相悖之处仍嫌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

其一，颠倒房产证和不动产登记簿的关系，以为房产证是证明房屋所有权的唯一合法凭证，登记簿只是房产证的档案。

例如，在实务中判断一个人是否拥有特定房屋的所有权时，以为是否持有房产证就是根本依据。

其二，混淆证书与证券的性质，以为房产证具有证券的性质与作用，可以代表其上记载的房屋所有权。

例如，在房屋买卖中，以为房产证的交付具有房屋所有权移转的效力；或者在房屋抵押中，以为房产证交给抵押权人占有具有设定抵押权的效力。

按照我国现行的房屋所有权登记制度，房屋登记是城镇房屋权利归属的法定公示方法。在以房屋为标的物的交易活动中，以房屋为标的物的物权取得、设定、变动等，须经登记始发生物权法上的效力。所以，房屋所有权归属的确认须以登记簿上的记载为准。房产证作为一种证书，虽然可以证明房屋所有权归属于谁的法律事实，但其证明力的依据是其上记载与登记簿上的记载具有一致性。如果离开了不动产登记簿或与登记簿的记载不相一致，房产证在交易活动中就失去了对房屋权利归属的证明力，而只能成为向登记机关请求确权的证明文件。如果登记簿上未作变更，房产证自身任何单独的变更均不产生物权法上的效力。

例如，在房屋买卖时，房产证的交付并不产生房屋所有权移转的效果，房产证受让人并不能以取得出卖人的房产证为由，主张其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房产证遗失后，房屋所有权人并不因此失去房屋所有权，权利人可根据登记簿的记载主张和行使权利，并可要求机关根据登记簿上的记载补发房产证。可见，房产证不能脱离登记簿的记载而发挥其证明作用。

所谓“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合法凭证”的规定，实际上颠倒了房产证和不动产登记簿的关系，误解了物权公示的原则、意义和适用规则。房产证也不具有代表房屋所有权的功能，这一点与证券大不相同。同是书面凭证，证书与证券在性质上的主要区别是：证书仅仅是证明法律事实的书面凭证，房产证作为权利证书，只能证明特定房屋所有权归属于谁，而不能代表其上记载的权利；证券不仅能够证明权利的归属，如当事人在诉讼中即使只有持有证券这一孤证，亦可充分证明其拥有证券上的权利，而且还能代表其上记载的权利，移转交付证券即产生权利移转的效力。

当然，在与房屋有关的交易活动中，房产证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证明作用。但是，房产证所起到的只是初步的证明作用。在房屋买卖的缔约过程开始时，欲出卖房屋的一方出示房产证，可以初步证明自己是房屋所有权人，有关的缔约谈判可以据此展开。如果双方初步达成一致并且准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一方当事人不应只根据对方房产证的记载就与之订立合同，而应当到房地产主管机关查阅房屋登记簿，以了解对方是否为真正的房屋所有权人、该房屋上是否设定了抵押等情况，因为只有登记簿上的记载才是具有公信力的权利归属证明。在房屋买卖合同履行时，卖方向买方交付房产证，并不产生房屋所有权移转的法律效果，必须在不动产登记簿上进行所有权主体的变更登记（即通常所说的“过户登记”），才能产生房屋所有权移转的法律效力。严格说来，在房屋所有权移转过程中，房产证是不能随之移转的，房地产主管机关在进行过户登记之后，不应将卖方原先持有的房产证经变更记载后转交给买方，而应当将卖方原先持有的房产证收回，再向买方发放新的房产证。可见，在房屋交易过程中，房产证的证明作用是极为有限的，远不如生活中常见的其他一些证书，如身份证、毕业证、合同书等。当然，尽管房产证的交付不具有物权法上的效力，但在审判实践中据此判断是否存在债的关系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证明意义。

例如，房产证的交付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可能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可以证明卖方有交付房屋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在涉及房屋抵押的交易活动中，抵押权人占有房产证可以证明抵押合同关系的存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