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现场照片
新年了，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可是，过往的一些事情却总是那么不容易翻篇。就在前两天，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长还在为去年的事情道歉：2014年12月13日，来自河南周口的周秀云和丈夫向“龙瑞苑”项目讨要工资过程中，头发遭一名较胖民警拖拽及踩踏，后在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龙城派出所非正常死亡。
5日，受太原市检察院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刘良教授一行8人组成的鉴定团队，开始对周秀云非正常死亡原因及王友志损伤程度进行了检验。
太原市人民检察院介绍说，检察机关在依法委托鉴定单位和鉴定人过程中，征得了当事人的同意。
死者丈夫王友志表示，此次尸检所选择的8名工作人员，是由小店区检察院推荐并负责联系，家属们上网查询了解后同意了检方的推荐，尸检费用家属方没有支付。家属对尸检过程和流程表示满意。此前，太原市检察院给家属推荐了四位法医，但都没有被接受。
同日晚，太原“12·13”讨薪农妇周秀云非正常死亡案尸体检验工作结束。法医对周秀云的遗体进行了取样，将作进一步医学鉴定。待鉴定机构作出法医鉴定结论后，将依法告知当事人。
家属拒绝警方百万元“私了”
有媒体报道，此案发生后，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曾与被害人家属接触，试图以100万元“了结此事”。
周秀云生前所在农场的场长王传金，从周口去了太原，他是接到家属求助电话后，专程前往处理后事的。他到太原后，先与家属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后，又与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及龙城派出所的有关领导频频接触，希望能尽快处理善后事宜。
接下来的几天，小店分局一名姓杨的副局长带着一名律师，与家属谈“赔偿”，按照太原市城镇居民年收入测算，加上丧葬费等，共计赔偿54万多元，但家属拒绝接受。家属表示，我们只想讨个说法。
涉事警方表示，赔偿事宜是家属方首先提出的。2014年12月17日下午，王传金向警方提供了一份家属口述、他代写、涉及周秀云死亡赔偿金等8项内容、总计388万元的赔偿清单。”
随后，王传金证实，赔偿事宜是我们先提出来的。当时征求了王友志四弟和五弟的意见，由我书写并提供给了民警。
“滥用职权”还是“故意伤害”?
12月30日和1月3日，太原市检察院先后以涉嫌“滥用职权罪”批捕3名涉案民警。一些法学专家和律师对此表示质疑。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邵守刚认为，从对案发时情节的报道看，当时并没有出现被害人暴力抗法妨碍公务的行为，没有出现任何可以导致执法人员对被害人动武的理由，涉案民警不能以被害人“妨碍公务”为由对其动武，因此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
“从媒体报道的案情看，3名涉案民警涉嫌的罪名应该是故意伤害罪，或者是过失杀人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说。邵守刚说：“不能说执法人员给他人造成人身伤害，就一定是滥用职权，只能以滥用职权定性。权由法定，法律并未赋予执法者对他人随意动武的权力。”
1月7日，人民日报发文评论该事件，文章称，一边是民工讨薪的权利，一边是警察维稳的权力，这些都是法律所赋予的，并且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权利和权力应该是平等的，完全没有贵贱强弱之分。然而，我们不幸地看到，本该和睦共处的“同胞”却反目成仇，直至出现这样离奇的悲剧，这无疑只会加剧权利与权力的恩怨。特别是讨薪民工寄希望于公安机关为其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反而遭到警察的暴力相向，以致丢失性命时，不知道“敬畏权力”的百姓又会作何感想?
痛定思痛，我们应该看到，权力是法律所赋予的，并非无法无天的“利维坦”，“警察打人”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时代绝对不允许的。面对放纵的权力，我们必须予以申辩、寻求救济。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发明叫做监督，并且这种监督同样受到法律保护。于是，无论是在悲剧发生后，还是在权力的日常行使中，我们都应擦亮眼睛、揭穿真相、伸张正义。当然，“法律责任”一词同样值得重视，因为翻看每一部法律文本，我们都能在字里行间中找到权力“越轨”后的惩治办法，继而让“打人者”受到法律制裁。
时至今日，逝者虽已矣，责任要追究，教训当牢记，别再让权力走了样，应该成为每一个执法部门、每一位执法人员的自觉坚守。愿警方借此深刻反思，依法严办，让此类践踏国法、无视民命之举，止于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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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临近春节忙讨薪
随着春节临近，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清欠形势日趋严峻，讨薪事件层出不穷。望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力度保证农民工兄弟们的合法权益。
贵州云岩区东线劳动保障执法站采取措施，近两月来成功处理未来方舟20多起欠薪投诉和因欠薪引发的突发事件，涉及人数800余人，协调解决欠薪1600余万元，打响春节前讨薪“第一炮”。
2014年，河南登封市多部门协调联动，深入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和治理，受理案件260起，帮助农民工讨回工资5025万元。
2014年12月，常州新北区三井街道工地，120余名农民工多次讨薪，经派出所民警协调，讨回323万元血汗钱。
广元市朝天区2014年通过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帮助2500多名农民工处理维权案件118件，涉及金额275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