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古典主义"，首先是遵循唯理主义观点，认为艺术必须从理性出发，排斥艺术家主观思想感情，尤其是在社会和个人利益冲突面前，个人要克制自己的感情，服从理智和法律，倡导公民的完美道德就是牺牲自己，为祖国尽责。艺术形象的创造崇尚古希腊的理想美;注重古典艺术形式的完整、雕刻般的造型，追求典雅、庄重、和谐，同时坚持严格的素描和明朗的轮廓，极力减弱绘画的色彩要素。"新古典主义"的"新"在于借用古代英雄主义题材和表现形式，直接描绘现实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紧密配合现实斗争，直接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因此，新古典主义又称革命古典主义，它的杰出代表是达维德。
法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欧洲新古典建筑活动的中心。法国大革命时在巴黎兴建万神庙是典型的古典式建筑。拿破仑时代在巴黎兴建了许多纪念性建筑，其中雄师凯旋门、马德兰教堂等都是古罗马建筑式样的翻板。英国以复兴希腊建筑形式为主，如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德国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柏林宫廷剧院都是复兴希腊建筑形式的。其中勃兰登堡门仿制雅典卫城的山门建成。美国独立以前，建筑造型多采用欧洲样式。独立后，美国借助于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来表现民主、自由、光荣和独立，因而新古典建筑大兴。美国国会大厦仿照巴黎万神庙建成，极力表现雄伟，强调纪念性。
法国建筑连同绘画一起被称作新古典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并没有形成新的建筑样式，只是古代建筑交替、花样翻新而已，也有人称之为"浪漫的古典主义"。
在拿破仑帝国时代，建筑艺术更是以古希腊罗马建筑为标准，庄重的多利克柱式为时髦的崇尚。大革命时代一度中断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到拿破仑时代又出现复兴曙光，这段时间留下最为壮观的建筑是爱德华广场的凯旋门。
现代主义建筑对古典美学的轻视和对形式的漠视使得它越来越走向大工业批量化生产的泥淖:越来越远离传统、远离艺术、远离文化，呆板、干巴，千篇一律，一览无遗。这种情形终于引发了公众的不满，从而也引起建筑师们对新传统的反抗。
正像历史上常常出现的情形一样，每当某一新形式变成一种无个性的公式
化惯性的时候，人们必然会把眼光投向过去，从历史的废墟中，从古典法式中，去寻求突破现行的窠臼或框框的契机。从五、六十年代起(注:约翰·萨默生爵士在《古典建筑》(Claasic Architecture)一文中写道:"自从1939年以来，有3个特别的问题:第一，人们发现现代运动包含严重的内在缺陷，尤其是从总体上说不能创造一种流行的意象和隐喻;第二，公众对保存(conservation)和环境的观念翻了一个个儿，从对废弃和丑陋的战前城市环境的普遍的敌意，到把这种环境当作'遗产'以一种浪漫主义和怀旧态度加以接受;第三，从1939年以来，建筑的历史几乎全部被改写。这样三个问题交织起来，互相作用，就使我们进入一种新的建筑思想想氛围，一种使我们有可能讨论现代古典主义建筑的氛围，而这一点，长期以来是被认为不适合讨论的。"约翰·萨默生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若从后现代主义建筑角度来考虑新古典主义，我们还必须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参见Dr Andreas C.Papadakis&Harriet Watson.New Classicism,London.Academy Group Ltd,1990:16.)，在西方建筑界，一些有远见的建筑师，开始了以反抗现代主义新传统为标的、后来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严肃的探索。
Demetri Porphyrios说:"现代折衷主义是从格罗皮乌斯和赖特晚期的作品开始，还是从阿尔托成熟的作品开始，或者从更晚一些的60年代，即从文丘里、摩尔和格里夫斯的早期作品开始，我们尚不能肯定。不过可以肯定，它今天仍然充满生机，而且十分流行。"(注:《古典主义不是一种风格》(Classicism Is Not A Style)，参见Dr Andreas C.Papadakis & Harriet Watson.New Classicism,London.Academy Group Ltd,1990:19.)只要对现代建筑历史稍加回顾，我们就不难发现，对现代主义最先发起挑战的，恰恰就是那些当初在鼓吹和实践现代主义美学方面用功最勤的人，比如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等大师。
要像詹克斯或埃森曼宣告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死期那样，准确指明新古典主义诞生的日期，是困难的。但是我愿意把它产生的大致时期定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之间。因为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作品，比如阿尔托的珊纳特塞罗镇公所(Civic Center，芬兰Saynatsalo,1949-1952)，爱德华·D·斯东的新德里美国大使馆(United States embassy New Dehli,1954)和布鲁塞尔博览会美国馆(1958)，菲利普·约翰逊的阿蒙·卡特西方艺术博物馆(Amon Karter Museum of West Art)和内布拉斯加州大学谢尔顿艺术纪念馆(Sheldon Memorial Art Gallery,1958~1966)，雅马萨基的美国韦恩州立大学麦克格雷戈尔会议中心(McGregor Memorial Community Conference Center Wayne State University,1955~1958)。这些作品虽然风格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突破了现代主义几何学定式，以浓厚的怀旧感情和大胆的革新精神对古典语汇作了新的阐释。阿尔托的珊纳特塞罗镇公所"将乡土的和古典的形式融汇到一种原始的和更真实的表现形式之中"(注:福兰姆普敦著，原山等译:《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爱德华·D·斯东的新德里美国大使馆、布鲁塞尔博览会美国馆以及菲利普·约翰逊的阿蒙·卡特西方艺术博物馆和内布拉斯加州大学谢尔顿艺术纪念馆(1958~1963)，以旧曲新唱的巧妙构思，把高雅的古典情趣和潇洒而精巧的现代手法融为一体;雅马萨基的美国韦恩州立大学麦克格雷戈尔会议中心则以更为抽象而洗练的手法，在对现代生活的讴歌中展示了古典美学的无穷魅力。在上述所有作品中，1961年获ALA奖的爱德华·D·斯东(Edward Stone)设计的新德里美国大使馆，是一部尤其应该被历史记住的作品。这是一座有着类似帕特农神庙的典雅比例和纵向平面布置的建筑。它丝毫没有受到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几何学的限制，以不古不今，又古又今的设计理路，把古典与现代融为一体:既以列柱、轴线和装饰表现古典的庄重和雅致，又以水池、深挑檐、遮阳表现了地方传统，并兼顾了调节局部气候的功能，同时通过纤细华丽的简化柱式、白色的幕墙和玻璃内墙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斯东不仅在这座建筑中复活了古典主义的精魂，而且它的成功和获奖，使这一类型的作品迅速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60年代之所以会出现文丘里和《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会出现查尔斯·摩尔等新古典主义建筑大师，与斯东50年代的探索显然有着深刻的联系。
在西方建筑界，新古典主义作品开始大量地涌现出来，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如文丘里的护士和牙医总部(Headquarters Building for Nurses and Dentists,1960)、基尔特老人院(Gild House 1960~1963，费城)、栗子山庄(Chestnut Hill House,1962)和胡应湘堂(Gordon Wu Hall，与洛奇和Scott Brown合作，1982~1984，新泽西，普林斯顿)，摩尔的建筑师自宅(1962)和意大利广场(1975~1980)，迈克尔·格雷夫斯的波特兰市政厅(1980~1982)和Humana Headquarters(1982~1986，肯塔基)，罗伯特·斯特恩为Best Products公司所作的店面和新泽西别墅(Villa In New Jersey,1983~1987)以及Residence of Marblehead(马塞诸塞州，1984~1987)，雅马萨基的西北国民人寿保险公司(1961~1964)，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1965)，菲利普·约翰逊和博吉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总部(1978)，芝加哥南拉塞尔大街190号大厦(1983)等。这些建筑对现代主义几何学和纯净主义所产生的巨大的冲击力，可以从70年代之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衰落、转向、发展这种剧烈而复杂的变化中体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