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贸易，不可能触及严格管理的皇家官窑。即便有这样的可能，以极其高昂的成本烧造并不特别实用的器皿，难有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八方形的烛台，像是被故意压扁的大瓶，口沿外翻形成向外伸展的水盆，在中国传统造型之中特立独行。
属国朝贡的经济动因是“以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
所谓朝贡，表面上是中国作为“天朝上国”，周边国家承认其宗主国的中心地位，自愿成为藩邦属国，定期向中国纳贡，并接受册封。其实，属国朝贡这一行为背后有很强的经济动因，以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
属国献予中国皇帝贡品，皇帝必然回赠，回赠礼品的价值远远超过进贡的物品。除了携带进贡的礼品，各国的使团还会装满各种商品，“顺便”在中国出售，再采购所需的商品带回本国。一国前来朝贡的人，往往远多于规定的人数，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商队。各国使臣还常常带来奇花异草，甚至各种“神奇生物”。
有一次，远方的国家竟然献上了一只当朝从未见过的动物，体形巨大，形象怪异，让人大为惊奇。这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和灵感，经过讨论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的“麒麟”。于是皇帝命画师把它画了下来。这幅画流传至今，今天的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画上画的不过是一只长颈鹿。
波斯的使臣还带来了诸多日用的铜器。比如脸盆，比如水壶，让皇帝也觉得新鲜。皇帝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决定进行仿制，于是各种西域器皿的样式发往景德镇。此后宫廷里出现众多的青花瓷器，从烛台到水盆，居然都是波斯的造型。
永宣时期使用的青花料，从何而来？
永宣时期最优质的青花瓷所使用的青花料，叫“苏麻离青”，也叫“苏泥勃青”。这种青料除了氧化钴之外，还含有铁和锰，其中铁含量较高而锰含量较低。
在适当的温度和气氛中，苏麻离青能够呈现出宝石般纯正、浓艳的蓝色。无疑，好的青花，首先就是好的蓝色。而不受控制的深浅变化甚至是黑色的斑点，更加强了这一效果。它使得蓝色层次丰富，富于变化。因为无法控制，可谓妙趣天成。
之所以后世要发展出特殊的工艺来模仿苏麻离青的效果，实在是因为这种青料并非产自中国，而是来自遥远的波斯。时至今日，我们也无法知晓具体的产地。明成化朝以后，苏麻离青渐被回青等取代。那么永宣时期使用的青花料，又如何千里迢迢从波斯而来？
回想 1405 年第一次带领船队出海，郑和的心情颇不平静。船队从太仓的刘家港起航出海。船队中核心的舰船被称为宝船，有六十余艘，最大的宝船长度超过 150 米，宽度超过 60 米。相隔一个世纪之后的哥伦布驾驶的舰船长度只有 24 米，宽度只有 6 米，如果摆在一起，后者简直像个玩具。整个船队装载着近三万人以及他们的食物、饮用水、武器，还有大量的商品。
郑和远洋的目的并非探索新的航线。“事实上，只要将劳德针经上的航线和塞尔登地图上的航线进行对比，就能立刻看出，两图显示的是相同的航线。这一巧合并非因为郑和的船队开辟了这些航线供后人使用，而是因为无论是在明代之前还是之后，这片海域的每个航海者走的都是相同的航线。郑和只是乘坐着他的所谓宝船，沿着商人乘坐的中国帆船所走的航线行驶罢了。”（《塞尔登的中国地图》）
事实上，永乐皇帝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派出庞大舰队，竟然是希望借此扬威，令四夷臣服。
某种程度上，皇帝达成了他的愿望。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之前，有 14 个国家前来朝贡，到第六次下西洋之后，这一数字超过了60。
每一次远航，既会携带大量的物产，也会带回重要的物资。其中可能的一项，就是铸就青花瓷历史最高峰必不可少的原料：苏麻离青。
郑和下西洋带回了苏麻离青，部分是学界的猜测，不过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后不久，苏麻离青就用尽。成化皇帝登基之后，青花瓷的烧制，只好改用国产的青料——平等青，这种青料无法达到苏麻离青的效果，虽然呈色稳定，但风格上简直来了 180°的大转弯，从浓艳变为淡雅，水墨淋漓的氤氲变为干净整洁的平涂。虽然一种新的风格应运而生，但青花瓷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一去不返。
适合烧红釉的位置，被称为“寸金地”
从遥远国度带回的青花料，借由永乐、宣德两朝瓷业的进步，将青花瓷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体现永宣瓷器最高水平的，却并非青花瓷。
红色在瓷器上很早就已经出现，可是出现得很没质感。元代釉里红的出现，使得真正的高温铜红进入了可控的范围。不过登上巅峰，就要到永宣的官窑。
对于陶瓷上的红色来说，烧制环节是最为关键的技术。因为要烧出高温的红釉极其困难，如果绘满了精美的花纹，既使完全烧不出红色来，也还可以欣赏画面的精彩。明初釉里红大量烧造，很多传世的官窑器，简直就是釉里黑，完全看不出红的影子，但仍然受到珍视。
但单一的红色就不同，某个局部呈色不佳，就意味着整件作品的失败，更不要说通体烧不出红色。所以，通体红色的瓷器反倒比用红色绘画的釉里红要难得多。事实上，元代就已经成功烧制出釉里红瓷器，但通体红色的作品就要等到工艺更为成熟的明代。
高温红釉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要呈现出完美的红色，需要对烧成温度和气氛精确控制。所谓烧成的气氛，就是对窑内氧气或一氧化碳浓度的控制。简单地说，在氧气氛围中烧制，叫氧化焰，而在一氧化碳环境中烧制，叫还原焰。高温红釉就需要在 1300℃的高温下以还原焰烧成。听起来只是一个科学名词，但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对两者的精确控制，都是极为困难的。
比如温度。古代完全没有测量和控制温度的设备，窑内的温度烧到多少，完全要凭把桩师父（把桩师父就是负责烧窑的窑匠）的经验。是 1250℃，还是 1300℃，仅用眼睛观察，难度可想而知。当然，窑工们慢慢发展出一些方法来辅助判断温度的高低，但火候的把握，仍然依靠经验。除了温度的控制，还需要对一氧化碳的浓度进行相应的调控，1100℃的时候一氧化碳的浓度是多少，1200℃时是几何，都需要不断地调整，而能调整的，也仅仅是投柴的数量以及空气流通的速度。
在数十个小时的漫长烧制过程中，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全部努力功亏一篑。于是，每一次烧窑，都犹如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所以，明代以前，即使偶尔烧出局部的一点点红色，都会令人赞叹不已。而烧成均匀的通体红色的难度，恐怕百倍于前。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困难，就是一窑之内，能够达到烧制红釉条件的位置，也极其有限。窑炉之内，不同的位置烧成的温度与气氛都有很大的差异。窑工在满窑时就必须事先考虑什么位置适合放什么瓷器。事实上，窑内大部分的位置都不适合放置红釉瓷，甚至于行内把适合烧红釉的位置称为“寸金地”。难度既高，又无法大量地烧造，红釉之宝贵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宝石红的出现意味着永宣官窑第一次登上了陶瓷烧制难度的最高峰。而这个高峰，甚至在之后的差不多两百年中，再也没有达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