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19日，在埋葬明万历帝的定陵中，当考古队员撬开通往地宫的金刚墙时，惊奇地发现，这些古老的城墙砖依然完好无损，如同新出窑一样。在场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他们将这些“500岁”的砖石形容为“不蚀不碱，声有铜音”。 这些城墙砖便是“临清贡砖”。 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有两种砖石最为著名，一是苏州陆慕的金砖，一是临清的贡砖。两者叩之皆有“金石之声”，前者往往用来铺地，而临清贡砖则用来砌墙。
明定陵开放以来，游人如织，但很少人注意地宫入口处的金刚墙。金刚墙是古代陵寝地宫与外界的唯一通道，对坚固性要求极高。如图所示，定陵这面高8.8米、厚1.6米的金刚墙，除了墙基的石条，全部用临清砖砌成，砖上面铭刻有“寿工”字样，是临清专为建造定陵而烧制的。
在中国史学界，有“水上漂来的北京城”一说，意思是历史上京城皇族的衣食住行所需，大都是从富庶的江南地区通过京杭大运河“漂”过去的。其中，作为“住”的宫殿城池，营建所需的贡砖则主要来自大运河沿岸的一座城市――山东临清。
打开临清地图，可以看到大运河临清段两岸分布着诸如东窑、西窑、张窑、陈窑等村落，它们都是以古窑地的官窑名来命名的；走在临清的大街小巷，也不时可以听到“临清的贡砖，北京的城，紫禁城上有临清”的民谣。五百多年来，临清贡砖经历了“官窑万垛青烟袅”的鼎盛，也经历了火尽灰冷的衰落，如今重新燃起的窑火又点燃了临清贡砖复兴的希望。一路走来，临清贡砖的命运起伏跌宕，让人唏嘘不已。
图为早已被废弃的临清河隈张庄古窑址，昔年红红火火的忙碌场景，已经被一片安静茂盛的玉米地所取代。
为什么是临清
公元1406年到公元1420年，明成祖朱棣为迁都北京大兴土木，临清烧制的城砖被钦定为贡砖，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此后，北京皇城的陆续修缮与增建也一直延用临清贡砖。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临清贡砖，就没有现在的北京城。
官窑万垛青烟袅
走在临清运河岸边的旷野上，一堆堆散落残败的青砖，一个个微微隆起的土坎不时可见，“这就是明清时期临清贡砖的官窑遗址，那个时候这里遍布着朝廷的官窑。”指着附近的一个土丘，一位当地老人说。临清地图上，与官窑有关的地名也随处可见，如张窑、窑口、窑地头、陈窑、东窑、西窑、唐窑等等，都见证着临清贡砖曾经的辉煌。
1979年到1983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傅崇兰曾实地考察了临清砖，他对当年临清砖窑的规模、分布可以说了如指掌。据傅崇兰介绍，为了方便运输，明清两代所有临清砖官窑全部分布在运河两岸。具体分布是，从临清城区西南15公里的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再到临清城区东北部的张家窑，最后延续到临清城区东南部的河隈张庄，总长30多公里。
有些地段窑分布十分稠密，如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不到10公里的运河两岸，每20多米就有官窑一座（两个窑）。根据统计，东、西吊马桥有官窑72座；东、西白塔窑有官窑48座；张家窑和河隈张庄有官窑72座。共计192座，由于每个官窑无一例外地都有两个窑，因此共计384个窑。按每座窑分别划给40亩地（专供窑户取土、盖窑、堆柴、存放砖坯和成砖之用）计算，192座窑就占地7680亩。
历经明清两代，紫禁城里的灯火明明灭灭，临清的官窑却一直红红火火。清康熙年间客居临清的江南文士袁旭诗中还能让人感受到当时的盛况：“秋槐月落银河晓，清渊土里飞枯草。劫灰助尽林泉空，官窑万垛青烟袅。”
御窑的皇家特权
古代人闯祸，爱上山落草。有意思的是，小说《水浒》中著名的梁山离临清不过200多公里，临清人闯了祸却不去梁山落草，而是逃到官窑避祸。当地至今仍有“打架上官窑”之说，意谓不论你闯了什么祸，只要躲身官窑，就可平安无事。可以说，当时的临清砖窑就是一个独立式的王国。
据记载曾有一个馆陶县（与临清毗邻，属今河北省）人，因杀人而跑到临清张家窑，请求留在窑上干活避难，说自己力大无比，推土、搬砖，什么活都能干。窑户段乔岭收留了他。不久，馆陶知县得知了此人下落，亲自来索要凶犯。段乔岭蛮横地说：“这个人在我这里干活，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不会在你那里杀人。”县官无奈，只好悻悻离去。
县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为什么拿一个小小的窑户没有办法呢？莫非窑户有什么制胜法宝？的确，窑场门两侧竖立的御赐虎头牌和黑红棍（清代还赐窑户黄马褂）就足以让这个小小的九品芝麻官胆战心惊，尤其是那根直径约10厘米、长约2米的黑红棍，虽为木质，却具有和尚方宝剑同样的威力，凡有私闯窑场或在窑场闹事者，用此棍打死，窑户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临清砖窑的特权，还体现在朱棣一道蛮横的圣旨上。永乐三年（1405），朱棣为一件事苦恼不已——营造宫殿的贡砖又供不应求了，虽然专门的运输船昼夜不停地工作，还是赶不上自己营造宫殿的速度。突然，他想到了父亲朱元璋曾经的一个举措：让路过长江的客船都顺带捎一些官砖到南京。每天行驶于京杭大运河的船只如梭，如果用这个方法，贡砖不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运抵北京吗？想这里他嘴角不禁露出一丝微笑，于是立刻下旨：“船每百料（料：古代船只大小的一种计量单位，相当于明代尺度十立方尺，约为现在0.39立方米）带砖20块。”
朱棣之后，历任明代君主大有变本加厉之势：天顺年间（1457-1464），政府令粮船每艘带城砖40块，民船依船头长短每尺带6块；嘉靖三年（1524），规定每艘粮船带砖96块，民船每尺带10块；嘉靖十四年（1535），增加到粮船每艘带120块，民船每尺带12块之多。唯一可以豁免的，是为皇室进宫采购进贡鲜货的快船。
临清贡砖重的有70多斤，轻的也有近60斤，如果一艘船带120块贡砖，至少要额外地增加7200斤的重量，撑船拉纤都十分吃力。况且，派带的砖料如有损失，还要全额赔偿。这让当时有些官员也看不下去了，其中有一位叫张瀚的官员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说：“粮运带砖，始于一时权宜，今已遵行年久⋯⋯往运河渠通利，加带不甚苦难,然数止四十八块，不令过重以伤挽力。继因工作迭兴，用砖渐多，加带亦渐增益，以至载重难行。”但由于明清时代大兴土木几乎没有消停过，建完皇城建宫殿，建完宫殿建陵寝，张翰的信就如同石沉大海，强制性的搭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不过，不堪重负的漕船和民船消极抵抗的事件却时有发生。有的民船害怕带砖，北上只好绕道。而漕船则偷偷地乘夜将砖头抛弃到运河沿岸。顺治十五年（1658）曾经在临清查获一起巨大的抛弃贡砖案：13艘漕船将所携带的675块贡砖抛弃到天津丁字沽一带，运完粮原路返回时，在临清还是遇到了审查，由于没能出示完成搭带贡砖的凭据，最后所有责任人都被严厉查处。
从明朝嘉靖年间伫立于北京天坛回音壁北面至今，这些从大运上“漂”来的临清贡砖已历经了近500年的沧桑，岁月荏苒，它们依旧严丝合缝、坚固如昔。摄影／耿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