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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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六，在以色列做学术调研的我决定去逛特拉维夫城南部逛逛。这一地段的房价比其他地区便宜，近年来成了来自非洲、中国、菲律宾、泰国等地打工人口的聚集区。
仿佛身在非洲
一下车，放眼望去，街上走的、路边坐着发呆的、公园里聚在一起聊天的竟然都是黑皮肤的。该区域的楼房比城市其他地区破旧许多，步行街两边居民楼一层小店彼此紧挨着，日用百货、食品、叫不出名字的非洲餐、颜色鲜艳丰富的非洲服装等等应有尽有，走在街上仿佛置身非洲，逛了一个小时才看到差不多10个中国人而已。
我正在路边休息，远远看到一位50多岁样子的中国大叔手提中国超市购物袋，慢悠悠地朝我这边走来，等他走到近处，我忍不住叫停他：“您好，您是中国人吧？我想问一下中国超市在哪里？”
大叔没立刻回答我的问题，先把手中的袋子放在地上，指着来时的方向说：“在那边，走过去几分钟就到了”。怕我没听明白，他又挥着手臂指挥了半天，却还不着急结束对话，又指着斜对面的楼房说：“我现在要去华人教会，你待会儿有空过来看看吧。看到那个绿牌子了吗？从牌子下面的楼梯口上二楼就是了。我们每周六都有聚会。”
就在这栋楼内
教会所在的居民楼刷着白漆，虽不起眼，和周围楼房相比，还是显得新一些。一楼是几家小店，周末均不营业。正门口没有任何华人教会或者中文的标志。
走进楼来，还遇到几个非洲妇女站在楼门口闲聊，我心里暗赞她们裙子的美，略感尴尬地从她们中间穿过，楼内一户人家的门敞开着，一屋子非洲男女老少热闹说笑着，我疑心自己走错，直到再往上走看到关着的木门上方红底黑字的“特拉维夫信望爱华人宣道会”字样才打消困惑。
我正要敲门，里面有人开门走了出来。我借着走进去，完全没想到里面是百余米大小、宽敞明亮的大厅。周六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三四个人正挥着沾湿的拖把擦地，七八个人围在靠近入口的两张桌子旁，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几个中国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叫我“姊妹”，我便入乡随俗，称他们“弟兄”或“姊妹”。他们告诉我，这是加拿大的一家华人基督教会20年前在此成立的分支。
一位50岁上下、个头不高、精瘦、皮肤晒得黝黑、脸上不乏皱纹的弟兄问我结婚了没，又劝我赶快找对象，不能错过最佳生育年龄。刚见面就被当头一棒，我气不打一处来，扭过头不再理他。还好，一位40岁左右、刚结婚不久的姊妹帮我解了围。她曾在香港工作11年，11年里没谈过恋爱，“连男人的手都没牵过”，后来遇到了真命天子 —— 一位以色列犹太人，就立刻辞掉工作嫁了过来。“我跟你说，你可千万不能着急结婚，得看准了人。人生大事绝对不能将就。”姊妹操着东北腔大声说。我坐在椅子上，腰背一下就挺直了，图一时爽快讽刺了一句：“是啊，我不急，都是皇帝不急太监急。”话一出口又有点后悔，怕得罪了弟兄。
接下来的几个周末，我成了这里的常客，想听听同胞们在以色列打工的故事，每次我来这位弟兄都皱着眉、苦口婆心地劝我找对象，脸上表情比我爸妈都着急。让我哭笑不得，却也感到一种关心，再没法生他的气。
在以色列这个弹丸小国，有数千名华工在当地建筑公司当工人，他们都是花了几万到十几二十万不等的价钱找中介办过来，而不是被中国企业外派过来的。在以色列的中国工头或者人力公司会直接雇用已经到达当地的中国工人做项目，每人每月的工资在3万到6万元人民币之间。
由于从国家层面来说，以色列给中国建筑工人颁发的工作签证数量有限，所以就有了“白工”和“黑工”之分。“白工”是经由正轨渠道选拔并签发工作签证的工人，如果通过轮轮选拔和考试以及体检最终获得了赴以工作机会，他们只需要向劳务公司缴纳一笔几千元人民币的服务费；“黑工”则是先拿到短期旅游或商务签证落地以色列，从此黑下来打工的，一旦被移民局抓住，黑工就会被遣送回国。
06年到08年，以色列政府因为劳工短缺发了一大批签证，有几千中国工人进来了。他们多数来自农村的，由于很少有人上网，信息也不对等，所以大多都是找中介，经由中介从蛇头手上买的名额，或者是通过介绍人收取介绍费过来的，花费在几万到十几万不等。即使坐的是同一班飞机前往，每个人所缴纳的费用也有所不同。
从08年到2017年之间，以色列只发了特别少的正规签证，因此除了白工中介费狂涨之外，这段时间还滋生了黑工。偶尔会有个别蛇头拿到白工名额，做起倒卖生意，价格最高涨至23万。有些想来工作的中国人交了钱，蛇头就直接消失了，由于一份名额从蛇头到中介到代理手中层层传递，交了钱也不知道该找谁询问签证进展的情况也有存在。但现在白工的情况相对正规了，2017年中以两国 签订了协议，以方将一次性发放6000个正规名额给中国建筑工人 —— 据说是因为以色列要在耶路撒冷大量盖房子跟巴勒斯坦抢地盘。
28周岁的宇辉（化名）常给像我这样新到教会的人递饮料和水果，他看起来就像个大学生，来以色列之前他在河北老家当司机，生活也算稳定，但他渴望出去闯闯。2年前，向一个来以打工过的老乡打听到这里的确能赚到钱后，他便索要了中介的联系方式。
“那个中介特别会忽悠。他说你选以色列就对了，以色列就缺像你这样的人，听你说话就觉得你这个孩子特别好，肯定能在以色列赚到钱。”宇辉身前系着长过膝盖的深蓝色围裙，一边在教会厨房里刷洗午餐后大量脏碗筷，一边用讲笑话一般的语气告诉我，“当时明知道是忽悠，但还是挺心动的。”
中介收了9万多块钱的费用，承诺一个月之内办好出国手续，最后宇辉等了3个月，额外又付了800美元请中介帮忙介绍工作，得到给找一份每天工资500谢克尔（1000人民币）、住宿由老板安排的工作承诺。原先宇辉拉了身边不少朋友一起出国，彼此有个照应，谁料其他同伴的签证全部被延后了，他一个人拿着有效期3个月的以色列商务签证上了飞机。
听他说着，我想到自己一次次独自离家，虽然每次的心境都不同，却难免会有在机场强装笑颜跟家人道别、转过头一个人流泪的情况。不知道他当时一个人出国时是什么样的场景，也许“男儿有泪不轻弹”，跟我这个小女子不一样，我不愿多问。
跟中介介绍的中国工头对接后，宇辉开始到建筑工地上班，他一下子见到30多个从中国来的黑工，只有带班的是个白工，顿时安了心：“看来中国人还挺喜欢来这个小小的国家打黑工的。”谁知第二天，工人们开始罢工，宇辉问工友为什么不好好工作，才知道工友在这里工作了3个月，只拿到半个月的工资。这天又到了该发工资的日子，老板还是拖欠。
宇辉又失望又迷茫，赶快通知国内中介，要求换工作。因为国内还有十几个待出国的老乡指望着宇辉提供这边的真实信息，中介也不敢怠慢，赶紧给他找了第二份工作。这次遇上一位好老板，也是中国人，中介承诺的工资标准也兑现了。宇辉说待久了才知道，自己其实很幸运：“白工都有拿不到钱的。”
不提每天12小时的体力活儿有多辛苦，以色列的太阳是出了名的毒辣，每年有大半年的时间里天空不见一丝云彩，日日暴晒。工地四周的围墙有时能挡光，不过只是一时。大部分华人黑工都晒得黝黑。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回宿舍跟室友搭伙做饭、吃饭、聊天、躺在床上看看书、玩玩手机，9点多就睡了。因为时差关系，这时国内已经是后半夜，即使想也没法跟家人聊天，只能周末再联络。“其实也没什么烦心事，今天重复着昨天的事情，时间过得很快。”
后来，一位工友把宇辉带到这家教会，一开始他小心谨慎、不敢多说话，后来喜欢上了这里的热闹，现在每周末必来。在以色列，周五周六为法定休息日，周日开始上班。宇辉每周工作5天半，周五上半天班，下午一下班就骑老板送他的自行车直奔车站，把车锁好，然后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特拉维夫，参加教会唱诗班的练习、学圣经，晚上住在教会，等周六一天的活动结束后才回去。
他也因为教会而结识了新的老板，辞去上一份室外的工作，转成了室内粉刷工。现在早上7点上班，午休半个小时，晚上5点下班。工作时间短了，新老板给的工资比以前还略高一些。因为遇上好老板，他的工资比正常黑工标准要高一些，但跟白工还是没法比的。
而宇辉介绍来以色列的那十几位老乡，其中有几位就走了霉运。他们的老板怂恿他们花4000美元办难民证，说有了难民证就可以合法工作了，不用每天担惊受怕，他们交了钱后才发现难民证有效期只有2个月，续签时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被移民局查个正着，直接被遣送回国了。
一转眼，来以色列已经快两年了，宇辉一直没回过家，家人也没来以色列看过他，爸妈知道他一切都好，也很放心，他内心唯一的不安是觉得亏欠了孩子：“我出来的时候孩子刚满月，现在都快两岁了。不过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会坚持的。因为现在各方面确实比以前好了。”
宇辉和华人教会里的百余名弟兄是以色列数千名华工的缩影。教会里的姊妹很少，只有不超过10人，其中有嫁给犹太人的、有中资企业员工的家属、有学生，但就是没有建筑工人的妻子。教会里一位30多岁的弟兄告诉我，他住在特拉维夫城郊的一处居民区，那里聚居了几百名中国建筑工人，“全都是单身汉”，他随即解释说，他说的并不是没结婚的单身汉，而是常年在外打工、和妻儿分居生活的单身汉。
这一点和我曾居住过的美国与非洲务工情况都不同，在那些华人群体中，常年和配偶两地分居的情况并不像在以色列这般突出。拥有美国工作签证的外籍人员，其配偶也可以获得家属签证、在美国合法工作。在很多非洲国家，工作签证基本是交钱就能解决的事情，不少被中资企业外派到非洲的中国人选择带配偶出国，因为在非洲的大中小型中国国企或私企都需要人力，此外还有华人自己做生意或者创业，为配偶找工作并不是大问题。而以色列的政策则明显鼓励外籍犹太人移民，同时反对其他种族移民至此。
以国政府需要海外建筑工人，于是专门设立相关工作签证，但这里的中国公司屈指可数，建筑行业以外的中国人几乎不存在，留学生毕业后也拿不到工作签证。除非跟当地人结婚，否则外来的人都不能留下工作，这种情形下，何谈允许中国工人的配偶前来呢？这大概就是在以色列生活着大量“成家单身汉”的主要原因。
这些华人黑工中的不少人一拿到工资，就直接去银行给家人汇款，只留一些生活费在身上。一位在以色列工作了11年、45岁左右的白工这些年一共就回家过3次，每次待40天左右，他不吃喝嫖赌，把辛苦赚的钱全部给了家人，还供女儿去加拿大读大学，那里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每年差不多要花去三十多万。他并不清楚女儿学习什么专业，只知道大概跟经济学有关。“如果不是在以色列工作，根本不可能送女儿去加拿大上学。”
这位白工说，他只会用当地希伯来语说像“升降”这样的工地词汇。很多年前，一次他和两位朋友一起打车去一处景点，因为语言不通，被当地司机宰了好几百谢克尔，从此再不自行出门旅游。好在教会每两到三个月组织一次集体出行，去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各景点观光，每次安排两三辆大巴车，黑工们都觉得跟教会的众人一起出门旅游才不会被移民局盯上。
语言问题是个大事，除了受到欺负想出口气而发奋学语言的少数人，大部分黑工都不太热衷于与当地人交流，宇辉平时工作中也很少跟当地人打交道，有事直接跟老板说，老板是在这边待了10多年的白工，懂希伯来语，大小事务由老板去跟当地人沟通。所以宇辉只学了一些简单的问候语，“就像婴儿只会叫爸妈一样”，与当地人没法交流。
黑工身份也限制了不少人的自由。尽管宇辉不担心自己的黑工身份，觉得移民局的人跟自己出勤时间相反且没那么勤快，而且所在工地的承包商当地犹太人也对黑工情况心知肚明，喜欢这些拿现金不用交税的黑工。但不少老乡偶尔会遇到没工作的短暂空档期，怕被警察抓就每天耗在家里不敢出去，等到周末才敢出去买菜。
除了语言不通的问题，很多人还会有健康方面的困扰。每一批新来的工人里总有几个受不了日复一日的重体力活儿，干不多久就回国了。而留下来的人里面，也有人因为语言不通，有小病小痛不愿意看医生，长此以往，日积月累了一身病，甚至有人辛劳十几年、刚回国就撒手人寰。
同时，几乎每年都有工人在施工现场受伤。教会有一名白工3年前在施工过程中掉下来摔伤，右腿里打了十根钢钉，至今不能工作，也不能离境，耗在以色列跟保险公司打官司求赔偿。像宇辉这样的黑工没有医保和任何福利待遇，如果需要去医院就得自费承担昂贵的医疗费，幸好他到目前为止没去过医院。
上周，又有一批中国建筑工人开启了到以色列工作的人生新篇章，也有新人被介绍到这间华人教会。之前劝我找对象的弟兄走上台，声情并茂地分享自己的经历。他毫不忌讳地说，刚来的时候自己每三个月去找一次女人，也不瞒着妻子，妻子无奈只说了句“腿长在你自己身上”，但他入了教会之后便开始约束自己的行为，劝诫新弟兄们不要做亏心事，更不要像个别中国人那样，把辛苦赚到的血汗钱挥手丢在赌场上。
这位弟兄个头不高却气势慑人：“你们记住，今天的我就是未来的你。未来的你们会站在这里，给新来的人讲这些道理。”
我仿佛又看到了一种循环……
// 编辑：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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