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的负荷预测是保证主动配电网规划可行性的基本条件。大规模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及DSR的引入将对系统负荷造成重要影响。从规划角度，需针对各类分布式电源的运行特性，同时考虑宏观发展的不确定性，研究适用于主动配电网的电力负荷预测方法。目前，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还十分有限。
有文献探讨了智能电网下计及DR的负荷预测方法，通过考虑不同类型用户参与比例，提出了动态电价机制下的负荷预测框架;也有文献在传统中长期负荷预测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电力市场发展、智能电网技术以及能源政策等方而影响，提出了基于小波变换和线性回归的聚类分析模型，用于辨识和预测交互环境下的终端负荷特性。
针对传统配电网规划，负荷预测主要考虑历史负荷数据、气候数据、宏观经济数据和人口统计信息等方而因素。然而，ADN环境下的负荷预测应重点关注DR及DG对终端用电需求的影响，同时考虑电价政策、用电能效以及智能电网技术发展等多方而的不确定性，研究满足上述需求的新型智能负荷预测方法 。
要实现主动配电网基本规划目标，首先必须明确各类资源构成要素的内在技术特性。需求侧资源作为纳入ADN规划的新增成分，与传统概念上的“规划资源”不同，它们一般并不会实际产生电能，而是与用户的用电行为相伴而生，因此其实际运行作用效果体现为有无需求侧资源下系统电力电量的变化情况。这种虚拟性及不可预知性的特点使得对需求侧资源运行特性的辨识分析成为开展主动配电网规划的前提条件。
从文献报道来看，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DSR可控性及其对负荷特性影响的分析上。其目的是为了明确不同应用背景下各类负荷的可调控范围，挖掘内在规律关系，并实现对DR行为的定量模拟。
负荷的可调控性是DR的实现基础。当前研究普遍认为：用户负荷的可控能力主要受环境、习惯和生产等多方而因素影响，并据此分为不可控、功率可控以及时间可控三种类型 。不可控负荷多属于与生产生活相关的必需负荷，且仅可在规定时间内执行，一般不具有可调节潜力;功率可调负荷以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相关负荷为主，易受环境和习惯的双重影响；时间可控负荷则大多集中在工业或商业用电领域，其执行时间对用电效用的影响不大，可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自由安排。
对于不同类型需求侧资源，其响应机理与触发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系统电力电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为定量分析上述影响，负荷分解法曾被广泛使用，其原理是通过将用户负荷分解为若干典型成分，并计算用电活动之间的同时率及延迟特性，以推测估计用户参与DR之后的综合负荷特性。该方法原理简单，通用性强，但因本质上属于“自下而上”的分析模式，当区域内用户类型较多时，实施过程将变得极为困难，因此在实际规划应用中存在一定缺陷。对于智能配电网，当各类需求侧资源以集成模式大规模接入后，其外在特性是独立单元经过级联叠加后所产生的综合效果，而这与复杂信息的特点有很大相似之处。因此，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尝试将信息论工具引入该领域的研究中：例如有文献建立了包含控制中心、发电、用户在内的智能工程混合模型，利用模糊推理方法计算模拟电力市场环境下DR对负荷曲线的影响；也有文献提出了基于含外生量的自适应回归的DR特性辨识模型，并利用该方法分析了供暖类负荷作为DSR的预期效果。
从以上情况来看，目前已有研究大多重点而向分析特定激励模式下的DR特性，而针对负荷可调控性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仍缺乏较为系统的数学模型。此外，最新研究表明，用户自身能效水平对负荷可调控能力具有复杂影响，而当前研究同样对此缺乏充分的考虑。
如前所述，主动配电网规划既包括线路改造、DG配置等基于供应侧的投资选择，也包含众多可供灵活选择的需求侧管理策略。资源类型的丰富使得主动配电网集成模式可呈现多样化特点，并产生不同的低碳效益。因此，需要深入分析影响主动配电网投资效益的关键驱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适于不同应用场景的主动配电网资源集成模式。
该领域研究可主要分为规划资源选择以及组建方式确定等两方而的基本问题 。
关于资源选择，主动配电网框架下的DER包含DG，分布式储能(Electrical Energy Storage，EES)及需求侧资源等。其中，DG既包括燃气轮机等传统能源DG，也包括以光伏、风能发电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DG。传统能源DG的输出功率可控，但其发电会产生一定的碳排放，故可作为系统备用机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几乎不产生排放，但受天气环境影响，通常具有随机性和间歇性特点:风力发电的经济性好，但其反负荷调节特性使得大规模并网会对电网稳定运行造成不利影响;光伏发电系统的结构简单，配置灵活，但全寿命周期成本较高。EES设备可分为能量型和功率型两种类型，前者包括铅酸蓄电池、锂电池以及钒液流电池等，主要用于维持系统功率平衡；后者则包括超级电容和飞轮储能等，用于平抑系统瞬时功率波动。相似地，需求侧资源也存在多种形式，包括可中断负荷与响应负荷等:前者基于双边合同形式，在必要情况下电网公司可直接中断相关用户电力供应，但其调用频率及时间均有严格限制;后者主要基于动态电价机制，用户具有更大灵活性，但其运行机制相对复杂。
关于组建方式，主动配电网规划需要确定的内容包括电网接线模式、电能传输方式及通信方式等。除了典型辐射状结构之外，环式、树状、网状等新型接线模式将为主动配电网系统集成提供更加灵活丰富的选择；直流配电方式具有损耗小、成本低、供电可控性及可靠性高等优势，是未来智能配电网发展的主要趋势，但考虑到设备特性和实现难度等，交流传输模式在现阶段仍旧占据主要地位;此外，要实现ANM，还必须借助强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主动配电网通信方式主要包括光纤、无线微功率、电力线载波等，而不同方式具有各自适用范围及优势。
目前来看，针对不同的应用背景和环境特点，各种DG究竟适合与哪些类型的需求侧资源相结合，如何与电网架构相匹配，又需要采用何种通信方式，仍缺乏系统的设计原则。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主动配电网集成模式除了需要考虑系统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投资运行成本等技术经济因素之外，还要综合权衡电网建设的生态环境影响。这需要科学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提供支撑。
主动配电网强调通过应用各类信息、通信、控制技术对系统供需侧资源实施主动管理，从整个公用配电网层而实现DREG大规模并网及对可再生能源的积极利用。绿色低碳目标，ANM机制及复杂的外在不确定因素使得迫切需要研究专门针对主动配电网的新型规划方法。对此，目前国内外已出现少量研究成果。
有文献提出了主动配电网静态及动态规划模型，通过构建预想场景集，对线路容量、联络开关及DG配置进行综合优化，实现了系统投资运行总成本最小；针对传统配电网向主动配电网过渡的问题。也有文献以投资经济性及分布式电源运行效率最优作为目标函数，同时考虑功率平衡、开关配置、分布式电源运行、负荷增长等约束条件，提出了一种多目标规划模型;
从上述状况看，目前对于主动配电网规划方法的研究主要关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与电网运行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并开始注意到综合规划思想的重要价值；但是，对于主动配电网主动兼容绿色能源的技术特性尚缺乏充分认识，也未能上升到低碳经济的高度揭示相关规划结果的深刻意义。此外，通信设备作为主动配电网关键组成部分，当前研究同样缺乏对该方而配置策略的深入讨论。
针对主动配电网规划，首先需要全而分析系统在生产运行各环节中存在哪些影响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的阻滞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相关因素的作用机理，提出与之对应的规划策略。不同于其他市场商品，电能的生产、输送、分配与使用几乎是在同时完成的。受此特性制约，电力系统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实际取决于电网对可再生电能的输送能力以及用户对此的使用能力两个方而。具体地讲，线路容量及拓扑结构共同影响电网系统的输电能力，这是由规划阶段的资源投资配置情况所决定的;而需求侧对可再生电能的使用能力则属于系统运行阶段的范畴，更多地取决于用户自身负荷特性与用电习惯。不同阻滞因素出现的阶段不同，决定了各自的时间尺度不同。对于ADN规划，如何有机“串联”上述因素，统筹考虑它们对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影响，以实现全寿命周期内系统综合效益最优，是建模工作的一个关键难点。此外，由于主动配电网规划需要细致考虑系统可能遇到的各种运行工况，决策过程而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根据事件边界的可辨识与否，不确定性要素可表现出不同的数理特性:对于随机因素，一般可用基于统计得到的概率密度函数进行描述；对于模糊因素，则通常需要借助隶属度函数实现对经验性逻辑的表达。因此，需要开发针对含多类型不确定性因素规划问题的新型求解算法。
投资的成本效益分析是主动配电网规划建设而临的另一关键问题。各类新型设备和运行控制方式的将显著改变配电系统的固有成本效益构成。同时市场环境下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使主动配电网投资决策还必须合理兼顾各方利益诉求。
有文献通过全而分析智能电网下的市场参与格局，构建了考虑不同主体内在交互联系的智能电网投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智能电网技术的主要受益者一一终端电力用户，也有文献重点从安全性、优质性和高效性等三方而对其需求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从以上情况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主动配电网规划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特性和协调决策方法的探讨上，而对主动配电网相关属性在实际决策中的逻辑差异及祸合关系缺乏必要的考虑。另外，对于通信、配电自动化等主动配电网关键技术的成本效益，目前也尚未见到成熟的评价计算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