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验证对外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资产增加与M2和FA之间存在的具体关系，使用1995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用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储备资产变化率的自然对数值对M2和FA变化率的自然对数值进行回归（方程下面括号中对应变量的p值）。

回归结果表明，美元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是M2和FA增加的显著解释因素。

外汇储备增加对M2增加的弹性系数为0.14，对FA增加的弹性系数为0.17。因此，是高投资和高外部需求造成了中国经济中FA/GDP的上升，高储蓄更可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高外部需求是导致中国经济中的较高的M2/GP和FA/GDP的直接原因。与此同时，金融系统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如不良资产等也是导致较高FA/GDP的部分原因，但主要原因来自快速上升的贸易顺差和现行的汇率制度安排。

（二）金融控制政策导致了国有经济的信贷偏向增加了经济中FA/GDP的比例，但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非国有经济的融资约束则降低了经济中FA/GDP的比例。金融控制政策导致的区域资金市场的分割对于经济中FA/GDP的变化存在不确定性，但宏观流动性过剩带来的资产价格上升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分离。

与传统的金融抑制和金融约束理论不同，中国转型时期实行的金融控制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确保管理部门能够获得特定的金融资源来支持国有企业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同时尽可能使风险可控（王晋斌，2000）。在理论上，金融控制政策与FA/GDP之间存在多种可能的关系：一方面，金融控制政策确保了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把信贷资源配给到国有企业和政府支持的产业，如果存在过度信贷，那么会增加经济中金融资产的数量，导致FA/GDP的上升4。从数据来看，私有企业贡献了GDP的约50%，但只获得了25%的银行信贷；国有企业贡献了GDP的20%，却获得了2/3的信贷（Tran, 2006）。但由于没有国有控股企业1年以上期限的贷款额在总贷款额中的比例数据，如果这一比例是逐步下降的，那么国有信贷偏向是否一定导致FA/GDP的增加就存在不确定性。但就短期贷款的数据来看，1994-2006年非国有经济（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在银行总短期贷款中的比例从未超过20%，这也就是说，国有控股企业一直占据了短期贷款的80%的比例。从这个数据来看，金融控制政策一方面导致了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增加了经济中FA/GDP的比例；同时，这种政策使非国有经济成分面临明显的融资约束（参见下面一部分的分析），也减少了经济中FA/GDP的比例。

如果我们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变化的情况来看，由于资本边际生产率在不断下降，由1990年的16%下降到2004年的不足13%，投资效率在下降（IMF，2005），那么至少可以判断这种投融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本的低效率，导致了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分离。

金融控制政策的第三个具体体现是：在金融控制政策下，股票市场成为管理部门支持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平台。在股改之前，国有企业一直占据上市公司中的一个较大比重，股票市场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之一。在2005年底，A股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份超过50%的上市公司就有532家，而国有股份超过20%的上市公司则达到了912家。居民和各类投资者通过股票市场来参与管理部门主导下的各种交易以达到国有经济使用直接融资渠道和风险社会化的目的。发展股票市场改变了中国经济中的金融资产结构，增加了经济中的金融资产的数量。表1数据显示了中国经济中资本化比例的变化，股票资产已成为中国经济中的重要金融资产，股票市场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经济中金融资产的形成。与此同时，最近的研究却表明了与股票价格直接相关的变量（Tobin'sQ）不是解释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因素（王晋斌，王佳婕，2007），这导致了在金融资产增加的同时并不能形成预期对应的实物资产，从而导致了金融部门与中国实体经济的分离。

上述讨论表明，金融控制政策对于中国经济中的FA/GDP的变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国有经济信贷偏向提高了经济中的FA/GDP比例，但使非国有经济成分面临更强的融资约束，降低了经济中的FA/GDP比例。金融控制政策导致的区域资金市场分割对于经济中FA/GDP的变化是不确定的。同时，股票价格的上升并不是引导企业投资的信号，因此，由于流动性过剩带来的股价上升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中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