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一道生死线

三门峡大坝从立项到建成至今的数十年里，围绕大坝的利弊，各方一直是争论不休。陕西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而争，而三门峡水电站也是同样的处境。作为三门峡水库调度的负责人，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库调度科科长张冠军对于水位的感受有着最深刻的体会：要发电，就需要保持高水位，但上游地区将因此出现严重的泥沙淤积。如果降低水位，又无法发电。他无奈地表示：“水位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一道生死线。”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水情分析科科长王育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三门峡水库每年可发电10亿千瓦左右，收入约为两亿元，这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局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失去了发电功能，三门峡枢纽的正常运行就会缺乏经费来源，管理运作也就无以为继。

据记者了解，三门峡水电站每年的发电量远远超过当初25万千瓦的规定，5台5万千瓦的小机组已被换成了大功率机组。每年将近两亿元的收入是黄委会、三门峡水电站及其2500名员工的主要经费来源和生存支撑。一个败笔？两种警示！

三门峡水电站作为新中国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有人说是一个败笔。但作为新中国治理黄河的第一个大工程，其探索方法、积累经验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丹江口、小浪底、葛洲坝、三峡等大工程都从它那里得到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同样不能因此就拒绝做深刻的反思。例如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例如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

2004年，陕西人大代表建议三门峡水库立即停止蓄水发电，请求国家采取综合治理措施，以彻底解决渭河水患。

主要技术是依靠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

三门峡水电站修建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决策者的决策并非通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它的主要技术是依靠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而该院并没有在黄河这样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经验，所以造成严重后果的泥沙问题当时被他们忽视了。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6月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就曾承认：“在三门峡工程上我们打了无准备之仗，科学态度不够。”而在决策过程中，对反对意见的漠视也值得人们深思。当时陕西和山西两省都有人反对修建，在专家中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但这些意见都被人为地忽略和压制了。

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协调机制失灵问题

据《经济视点报》报道，在三门峡水电站问题上也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协调机制失灵问题，在郑州会议上，陕西省还指责三门峡的蓄水位违背了“四省会议”所协议的蓄水位。其实，部门协调机制的失灵主要是由一些国家职能部门对部门利益的重视要远甚于对整体利益的重视所导致的。

对此问题，黄河水利委员会退休专家温善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经常提意见说，有的部门本来行使的是国家职能，可一到了实际操作就出现很多企业行为，处处表现出赚钱的冲动。现在的很多规划都是‘吃饭规划’，而不是出于黄河的实际需要。20世纪50年代黄河下游修防3000人就够了，后来机械化了，反而成了2万人。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三门峡水电站现在修防将近3000人，我看200人就够了。”

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

对三门峡已经造成的损失，单一的谴责是不理智的，同时即使三门峡真的被废弃，我们的反思也不应因此停止。正如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在郑州会议上所强调的：“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三门峡水库在运用方式上的调整，不是对三门峡水库的否定，而是更加合理的运用。这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问题，而是怎么看待并在以后尽量避免犯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