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交易对我国环境保护的意义以及排污权交易试点中存在的问题

(一)与我国现行环保政策相比，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有效措施，是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

与“排污收费”的污染控制办法相比，排污权交易制度体现的是一种“总量控制”的污染控制策略。即无论排污权在排污者之间如何交易，区域内排污总量是不会增加的，区域内环境质量不会有恶化的危险。

由于我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和超标排污处罚标准严重偏低，环保部门其他手段缺乏，而且力度微弱，客观上造成“付费即可排污”的不合理状况，污染物排放总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我国主要的排污管理制度包括“三同时”制度(即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排污收费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等。对排污收费而言，尽管2003年出台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体户，应当按规定缴纳排污费。但是，现行排污费标准仍然偏低，与污染治理成本相比是杯水车薪，而且不能随着污染治理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即不能及时准确反映污染治理的真实成本。就超标排污处罚而言，我国仅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规定，超过国家和地方标准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处最高10万元的处罚。根据有关规定，还不能对其进行二次处罚。按照这种办法，只要缴纳排污费或超标排污罚款，就获得事实上的排污权。排污许可证制度在实践中已差不多变成注册制度，对企业来说是零成本或低成本。这样，企业超标排污就缺乏制约，污染物总量也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这种低成本取得的排污权，客观上造成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排污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一些排污大户甚至在资金预算中，就专门列支了排污费和超标排污罚款支出；二是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尤其是基层环保部门演变成排污费征收机构，对企业造成的污染只要缴纳排污费或罚款就不再过问；三是一些财政困难的地方，仍然存在默许甚至鼓励企业排污的现象。实行排污费“收支两条线”之前，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此后虽采取“收支两条线”，但由于90%的排污费仍作为地方财政收入，所以一些地方依然存在默许排污的现象。

排污权交易制度不仅能体现“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控制策略，而且能依靠市场手段使企业主动实现“总量控制”目标。政府核定区域内污染物总量后，排污权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减少排污节约的排污权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买卖获利。这样，排污者就有减少排污的积极性。可以设想，如果区域内排污总量一旦确定，排污权就获得了类似垄断资源的身份，有限的排污权必然带来价格不斐的交易，企业在利益驱动下，自然会珍惜有限的排污权，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比较而言，“付费即排污”的污染控制办法，更多是依靠政府行为来推动环境保护。排污费由政府强制征收，排污许可证由政府授予，超标排污由政府处罚，大部分污水处理设施也是由政府投资兴建，企业是否执行环保政策过多地依靠行政手段的被动监督。这样，一方面企业缺乏珍惜环境的内在压力和动力。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和排污企业之间相互博弈，最后形成“协议”收费，丧失了排污费应有的政策功能，“谁污染，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难以落实。另一方面，这种污染控制办法还容易导致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尽管经费投入逐年加大，但是环境质量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此外，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污染控制，还存在诸多“寻租”或风险，比如，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借机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随意减免排污费，违规使用排污费等。这些现象反过来又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

(二)我国排污权交易试点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天津、江苏、浙江、上海、山西、河南、广西等省区市先后开展了排污权交易试点，交易对象主要是二氧化硫排污权。其中：江苏太仓港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和南京下关发电厂之间、天津大港发电厂和天津石化公司热电厂之间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较为成功。此外，江苏、上海还开展了污水排污权交易试点，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排污权交易的规模和程度还远远落后于环境保护的形势。阻碍排污权交易进一步推开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总量控制”的环境保护目标尚未成为环境保护的核心思想。在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除了个别针对特种污染物的规定中体现有“总量控制”意图外，主要的法律法规均没有明确“总量控制”的规定。在“排污付费”的污染控制策略下，只要付费就可以排污，这样，企业显然不会再去市场上购买排污权，也不会有企业卖出排污权。也就是说，没有对排放量的总量限制，就没有市场。

二是排污权一级、二级市场十分脆弱。从一级市场看，相对于土地、矿产等有形资源而言，排污权有偿使用缺乏政策和法律依据。据调查了解，现在要成立经营排污权出让和交易的企业，办理工商执照和税务登记都碰到难题。另外，在着新建污染企业和已建污染企业之间，在排污权初始分配方面有偿和无偿取得“双轨并存”的不公平局面，挫伤了企业有偿取得排污权的积极性。即使是有偿取得，是通过拍卖方式还是政府定价也值得研究，前者可能会导致大企业进行市场操纵，囤积居奇；后者存在着不能及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之弊。排污企业和掌握着排污许可证发放权的环保监管部门之间还可能存在“寻租”行为，一旦有企业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排污权，就会打击别的企业珍惜排污权、减少污染物的积极性，最终会出现排污权“有价无市”的局面。

此外，我国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亟待规范。我国各类企业数量多、规模不等、分布零散，这种状况直接决定了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信息寻求费用过高，环境保护部门监测与执行费用也会过高，导致整个排污交易市场信息不充分。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为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拥有富余排污指标的企业则可能不愿意出售自己的剩余排污权，造成排污权的浪费，或者漫天要价，扰乱了排污交易秩序。

三是有关排污权交易的政策和法律滞后。我国排污权交易尚处于试点阶段，虽然基层环保部门和企业都希望能及时出台有关排污权交易的具体规章制度，部分省市如山西、江苏等还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排污权交易法规，但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针对性地立法，排污权交易从审批到交易，尚没有统一的标准。

四是环保的“总量控制”和追求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难以平衡。实施排污权交易必须首先科学核定区域内排污总量，而且一旦核定，一个时期(通常为一年)内不宜调整，否则将失去总量控制的目标。我国排污权的核定尚处于初始阶段，由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发展的速度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所以导致经济增长与环保总量控制之间出现矛盾，使得排污总量的确定成为排污权交易的难点，个别地区总量控制的底线不断被突破，使得整个排污权交易体系非常脆弱。

五是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眼中，限制排污就等于限制生产，出于对本地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默许企业暗中增加排污量。此外，在一些跨市、跨省的排污权交易中，计划卖出方的行政部门常常介入交易过程，禁止把排污权指标转让给其他地区，要求只能在本地区内进行排污指标交易。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也使得排污权交易受到限制，排污权交易市场难以有效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