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银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按市场机制自主运作，不受政府干预，这也是其相比国营银行的优势所在。但这一优势的发挥是以健全的信用环境、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有效的监管体系为前提的。而现实情况往往与理论假设相去甚远。在生存环境不健全的情况下，民营银行往往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从而导致失败。纵观境内外民营银行的发展历程，民营银行失败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即市场准入不规范、监管机制不健全、特权集团介入、内部人控制和关联企业贷款。
银行是一个高利润行业，因而人们投资办银行的积极性很高。但银行又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其负债经营的特性决定了银行必须将“安全性”放在首要位置。因为银行的破产倒闭将使存款人遭受损失，并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为了防范风险，各国和地区在加强对银行监管的同时，往往对银行的市场准入，尤其是对民间资本办银行加以严格限制。
而市场准入的不规范往往会导致两种情况：
一是金融投机倒把，产生道德风险；
二是造成金融过度（over-banking），形成恶性竞争。这两种情况最终将使民营银行走向失败。
第一种情况以俄罗斯为代表。俄罗斯在1991年前后放开金融业。由于采取的是“休克疗法”，在全面放开金融的同时，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准入机制，结果造成金融投机盛行，一下子就冒出很多银行。这些银行多数是投机分子开办，到处坑蒙拐骗。俄罗斯的金融体制很快就被破坏，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第二种情况以台湾为典型。台湾在1989年修改了《银行法 》，开始开放民营银行。由于没有建立准入法规，只是将资本金最低限额提高到10亿新台币，一下子就涌上来19家申请单位。
1998年的银行数量比1990年翻了一翻，达到48家。再加上岛外银行开设的分行，台湾的银行数量达到了94家。
大量新生民营银行的涌入，使得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并形成金融过度（over-banking）现象。很多金融机构经营困难，兼并重组时有发生。台湾放开民营银行不仅没有实现提高银行效率的初衷，相反还带来了金融动荡。
负债经营的特殊性决定了银行的健康发展必须以健全的监管机制为前提。这一点对于民营银行尤为重要。因为民营银行的资本金主要来自民间，其对利润最大化有着更为强烈的追求。在此情况下，民营银行从事高风险运作和金融创新的冲动也就更强烈。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管机制对其进行有效监管，民营银行往往会因风险问题而陷入失败。
世界银行金融市场发展局于2001年在对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系统调查的基础上，给它们的金融监管水平进行了打分。结果表明，那些尝试发展民营银行而以失败告终的国家和地区，如墨西哥、捷克和俄罗斯等得分均较低。这说明，金融监管机制健全与否与民营银行的成败有着密切联系。
特权集团介入是导致民营银行失败的另一大原因。在开放民营银行时，特权集团的介入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很多大企业或利益集团利用特权开办银行，从而产生一批家族式银行，这很可能会拖垮整个金融系统；另一种是，在民营银行准入过程中，由于审批权掌握在某个部门手中，这往往会导致寻租现象，权钱交易不可避免，这就使很多不具备开办条件的银行产生，从而埋下金融隐患。这两种情况的最终结果都将是民营银行的失败，甚至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让我们来看一下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印尼的银行业是由国有银行垄断的，效率非常低下。80年代初印尼开始放开民营银行，但由于特权集团的介入，许多民营银行大规模举债扩张，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大发横财。他们成为印尼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由此可见，特权集团介入民营银行所引发的问题不仅仅是寻租腐败这么简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金融系统的崩溃。
由于民营银行的资本来自民间，由民间自发组建，其在股权安排上容易走上两个极端：一种情况是，股权过于集中，从而造成少数人控制银行；另一种情况时，股权过于分散，股东人数太多，他们彼此以来又相互冲突，从而造成事实上的经理人控制。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内部人控制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民营银行最大的问题就是股东贷款，而那些失败的民营银行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股东一开始就企图用银行来圈钱。民营企业办银行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希望为企业搭建一个资金平台，韩国和台湾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韩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银企之间的不正当资金关系。大企业的坏账迅速拖垮了韩国的金融体系。
台湾在放开民营银行时设立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为了达到金融当局设定的标准，筹建民营银行的发起者不得不求助于大企业，结果造成银行与大企业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由于银行和它背后的关联企业牵连过度，大企业财团往往过度运用金融杠杆，在经营上出现财务危机，然后牵连相关的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最后连带着出现整个银行系统的挤兑风险。这是导致1998年台湾金融震荡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