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合同是指合同一方是政府或者政府或法律授权的机构，或者一方或双方就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条件及其实现对政府负有义务，直接体现以政府意志表达出来的公共政策要求或其他公共利益要求，具有经济目的或经济内容的合同。
这个定义，首先将经济合同与不直接体现国家或政府意志的其他具有经济目的的合同，包括民商事合同和纯粹的行政管理性合同区别开来；其次则表明，经济合同不包括所含政府意志并不或无须表达公共政策要求，而由国家机关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合同，如国家机关基于自身消费需要、并不或不需要纳入政府采购程序的民事合同。
经济合同是直接体现政府意志的具有经济内容的合同，其本质是国家或政府在经济活动或经济管理中，将其意志体现到原本是私人自治的契约关系中去。
合同或契约是一种最古老又最现代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它伴随着人类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是交易及商品关系的媒介；至现代则由交易的法律形式进化为任何领域、任何主体自愿相互接受约束的法律形式。从国际法(条约、协定等)到内国法，从宪政(大选协议等)到家事(夫妻财产、收养和监护、遗赠扶养协议等)，从行政(政府岗位责任合同、上下级政府防治污染等责任书等)到经济和社会(政府采购、承包或租赁、劳动合同和集体协议等)，不胜枚举。合同之所以有如此魅力，历经数千年而成为当今最普遍的一种法律关系，其缘由皆可由梅因的名言“从身份到契约”加以概括和诠释。合同的本质和精髓在于当事人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合意，其平等(对立)、自愿(自由)也意含着社会成员自立、自强、自由表达意见、共同决定等民主要求，所以它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吻合一致。这就不难理解，何以在内国行政关系中也可以通过合同，在不同程度上引入相互承诺、平等、民主,强化权义、责任和约束，以提升效力和效率。
合同制度在其沿革中，已经超出民商法范畴，扩展到法律的各部门和法学各领域。经济法部门中也有合同和合同制度，即经济合同。所以,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并不能涵盖合同法和所有的合同制度。《合同法》包含着合同的一般原则和规则、制度，但具体而言主要调整民商事合同关系，且不适用于有关身份的合同，保险合同、出版合同等民商事合同也主要适用其他法律的特别规定；还有劳动合同、行政合同和经济合同等，属于民商法以外的其他法律部门调整的范畴。这种现象在当代社会化条件下具有普遍性，并非中国特色或者计划经济的产物。
经济合同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目的和作用是使计划指标具体化、明确化。当时苏联颁布了许多有关物资供应和建设承包合同的法规、决议，具有代表性的有1931年《关于国家联合企业、托拉斯和其他经济组织的流转手段》的决议，《关于订立1933年度合同》和《关于订立1934年度合同》的决议等。苏联确立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后，又逐渐把经济合同当作计划的手段，即把计划建立在经济核算和合同的基础之上，履行或违反计划与履行或违反合同的责任融合为统一的经济法责任。在接受了苏联现代经济法观点的东欧国家，民主德国于1965年制定了专门调整经济合同的《合同法》，罗马尼亚也于1970年与民法典并行实施《经济合同法》；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中，经济合同之经济债的内容占到了全部法典条文的2/3以上。在经济法不获官方认可的国家，也在民法典中对经济合同作特殊处理，如匈牙利民法典中有“计划合同”一章，苏俄民法典则把计划供应、国家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收购、基本建设承揽等与买卖、承揽等合同分立，单独成章，等等。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制定合同法，改革开放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以下简称《经济合同法》）于1981年颁行。当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变革时期，该法的宗旨是将计划与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当时的法人组织主要还是受到计划管理的公有制企业。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合同关系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在我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指令性计划缩减殆尽，国有及公有制主体也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从事流转和协作活动，相关的经济关系理应由民商法调整。改革实践使得《经济合同法》名不副实了，立法机关遂以一部统一的民事合同法——《合同法》取代“三足鼎立”的《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这是我国合同制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正常的发展。市场对资源起决定性的配置作用和放弃行政性的流通、协作，并不意味着在“横向”的流通和协作领域里，不再有直接体现政府意志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合同关系。
经济合同是公与私融合，行政和“商事”、经济的交织，须直接服从市场和经济的规律，而非单纯的行政运作手段，所以属于经济法而非行政法范畴。要防止将经济合同视为“行政合同”，在行政法的范畴和制度内对其进行法律调整，而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政府行政不必顾及直接的经济要求和经济后果，只需单纯地服从行政规律。只有那些在单纯的行政运作中对契约的运用，如公务员聘用、上下级之间为完成一定任务相互承诺而订立责任状等，才是真正的行政合同。政府可以在经济合同中起主导作用,但是双方当事人的承诺和同意、对价、由市场和经济规律决定成交和价格、个别利益和整体利益并重、违约救济和补偿等原则,是政府也不能违背的。也就是说，当事人在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对价，仍为经济合同所不可或缺。这是从逻辑和理论而言的，从实践的角度看，“行政合同”给人以强烈的不平等、不自愿，政府有权强制对方订约及接受合同义务的错觉，这是有违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的，也不符合我国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