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外部效应理论

这种理论是在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为解决环境负外部性而提出的环境污染税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庇古早在1932年的《幅利经济学》中提出“外部成本内在化”的经济外部理论。他认为：工厂的私人生产成本并不包括生产时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之和则构成了社会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要实现社会净收益最大化，最优产出量必须在私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的点上。而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按照边际收益和不包含边际社会成本的边际私人生产成本的交点来决定产量。这样的产量必然大于考虑了社会成本时的产量，这样就导致了社会效率的损失，并产生了环境负外部效应。

而以解决环境负外部性理论为基础，庇古提出要开征环境税，通过征收庇古税（环境污染税）将他造成的外部性成本加入到生产成本中去，迫使企业考虑到污染对社会的危害，使社会产出量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的有效产出量上，也使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社会成本，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庇古税理论为开征环境污染税提供了很好的数量上的计算依据。即理论上征税税率应等于最优产出时的污染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而将这种环境负外部性理论扩展到自然资源的使用上，考虑微观主体对资源、环境的运用会对未来和后代产生损失或机会成本，即资源减少和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从而构成外部不良经济。也应当通过征收环境资源税的方式使资源使用的外部成本内在化。

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公共资本品理论

这种观点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看作是公共产品，且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它也是一项资本品。其具有的不可分割性导致产权主体难以界定，使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进入产权并对其进行利用，而追求私利的个人会无节制的争夺利用有限资源，这样必然导致人们滥用资源、环境恶化。而当出现环境污染问题时，又因无产权主体无人承担责任。因此，应该由政府代表社会作为环境和自然生成的资源的产权主体，在向社会提供着它独特的公共环境、资源和服务时，作为一项自然资本以征集环境税的形式得到相应的资本权益，从而从经济利益上建立起保护环境和资源的机制。此外，环境保护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很难排他的消费。这将导致环境保护中的搭便车的问题，征税则解决了公共产品的付费问题。

可持续性发展理论

绝大多数环境主义者认为，环境和自然资源是有限且有价值的，要求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使自然资源和环境不发生存量下降和其他类型的损失。从可持续性原则出发，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利用必须考虑带给他人的损害成本和给后代带来的机会成本，即考虑代际资源配置和代际公平，并使之得到经济上的补偿。而政府作为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的共同代表行使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来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征税，并将环境税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代际补偿的基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