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模式是一种以银行创新为主导的市场化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模式。这种模式下，交通银行和北京银行通过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带来了一定的社会示范效益，并引领北京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工作快速、全面展开。有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09年底，北京自开展鼓励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工作以来，成功案例已达50余例，贷款总额将近6个亿，其中2007年—2009年3年间共达成45笔专利质押融资贷款，合计4.3亿元。主要集中在环保节能、生物医药、IT技术、新材料及影视文化版权等行业，尚未出现坏账或者逾期还贷情况。参与到其中的北京经纬律师事务所表示，这标志着知识产权在银行质押贷款是完全可行的，风险是可控的。

上海浦东模式是一种以政府推动为主导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模式。截至2009年12月底，上海浦东已向84家企业发放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106笔、总额为1亿6千多万元。其对象主要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布在集成电路、电子、材料、新材料、软件等浦东新区重点发展的高科技行业；融资期限从1年拓展为3年，单户金额从100万元提高到了200万元，尚未出现坏帐或者逾期还贷情况。客观来讲，在浦东新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推出的初期阶段，这些以政府为主导的创新尝试和大胆举措，既促进了浦东新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平台建设，又推动了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的良性循环使用。

武汉模式作为一种混合模式，在实践中也进行了一些创新。

北京、上海浦东、武汉三种模式的个性和共性问题

三种模式虽然具有许多特点和优点，但在运作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个性和共性的问题。就个性问题而言，北京模式：门槛高、小企业难以受益。具体表现为：一是贷款门槛高、对知识产权的质量和商业价值要求比较高，贷款额度一般是1,000万元，最高不超过5,000万，一旦发生坏帐，中介服务机构将承担巨大压力；二是贷款对象有一定的局限性，贷款客户群主要集中在处于成长期、有一定规模和还款能力的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将微型企业排除在外。上海浦东模式：政府承担着重要风险。在推行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科技专项资金的利用效率较低。2006年至2010年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每年安排2,000万元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至今，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专项资金已达1亿，按2倍杠杆放大，其可撬动商业银行贷款2亿元。然而，该业务开展四年多以来，贷款量只占可贷金额总量的二分之一左右。另一方面，一旦产生坏帐则主要由政府买单，政府将承担较大风险。所以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并不可取，也不具备推广价值。因此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正在通力合作，尝试推出一种以金融创新和知识产权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且符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定位、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全新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模式。武汉模式：操作过程中受实际条件制约。武汉直接质押贷款尚未开展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当地银行认为直接质押贷款风险过大，难以控制和操作，不愿意尝试；二是武汉资产评估机构服务水平与武汉市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三是武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客观上难以支撑中小企业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大规模开展。

同时，三种模式在运行中也遇到了一些共性的风险问题，具体为：

一是法律风险，缺乏相应的保障。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尚不健全与完善，受知识产权特征所决定，商标专用权和专利权本身存在较大的权利不稳定性，以及权利人的权属与权益的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导致权属争议。法律风险的核心风险是确权风险，它决定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是否有意义、质押能否成立，以及当出现风险时能否顺利变现。

二是估值风险，缺乏可靠的评估。受知识产权特征所决定，商标专用权和专利权本身存在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导致其财产权利在市场化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其市场评估价值；由于其价值评估与传统意义上的有形资产估值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评估立场、技术、方法、模型、参数的选择直接影响其市场评估价值。估值风险主要是价值评估的不确定性风险，它决定了贷款额度等基本授信要素，还决定着企业的还款来源和还款意愿。

三是经营风险，缺乏确定的价值。企业作为权利人，其自身经营管理与资源配置决定了商标权或专利权能否创造应有的市场价值，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即决定了借款企业的第一还款来源。

四是处置风险，缺乏流通的渠道。受产权特征所决定，商标专用权和专利权的交易方式、手段和场所均有特殊要求，变现过程复杂且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当贷款出现风险时，质物处置通道不畅，风险不能被快速有效地控制、转移、分散或化解，贷款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将会恶化。解决质物处置问题，是商业银行健康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的关键问题之一，也将真正考验贷款银行经营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