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真正起步是在1988年，此前中国虽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在外贸领域还没有放开，中国的出口贸易一直是为了满足国家出口创汇的需要，出口贸易中并没有按照由成本及市场需求和供给来定价的方式进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计算出来的贸易条件就失去了它本来应该有的经济含义。回归方程为：M=c(1) c(2)GDP c(3)PRO 根据1990-2000年的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所得的回归结果为： M=-0.01017282-0.006137GDP 1.142956PR0产业结构对贸易条件具有正效应，当产业结构指数上升一个单位时，贸易条件改善了1.143单位，这种影响当显著性水平为0.0001时是显著的；同时，当实际 GDP指数改变(增加)一个单位时，贸易条件将降低(恶化)0.0061单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当显著性水平为0.1时仍是不显著的。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回归的效果较好；R2也很高，校正的R2接近0.9，这就说明虽然在理论上影响贸易条件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但模型考虑的两个解释变量已经解释了贸易条件变化的大部分。 在中国的贸易条件的演变中，贸易条件变化的大部分是可以由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来解释，GDP的变化或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负面的，但这种影响很小，并且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点与根据西方经济理论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得到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因为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对于大国而言，经济增长和贸易条件之间存在着逆向关系，从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在统计上中国的贸易条件和经济增长表现出一种负向关系，但这种关系由于各种原因而表现的不显著，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从回归结果来看，GDP对贸易条件并没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在GDP和贸易条件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对中国贸易条件变化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的变量是产业结构。这与裴毕及辛格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产品价格变动的不对称性是一致的。与次级产品相比，在经济的景气循环的上升阶段，初级产品的价格常常处于胶着状态，而在景气循环的下降阶段，初级产品的价格却可能是一泻千里。换句话说，初级产品的价格较易呈现出涨时不涨或微涨，跌时猛跌的不对称成长。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更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出现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原因是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X，出口商品数量。M，进口商品数量。M为进口需求弹性，E x为出口需求弹性，SM为进口供给弹性，Sx为出口供给弹性(弹性均为绝对值)。
Px为本币计的出口价格，PM为本币计的进口价格，PX*外币计的出口价格，PM*为外币计的进口价格。
e为直接标价法的汇率，Q为贸易条件。为外币决定进口商品需求量和出口商品供给量的是本币价格，因此有：
本币贬值时，有de>0，又因为弹性均为绝对值，所以(11)的符号取决于(EXEM—SXSM)的正负。因此本币贬值时贸易条件的变化取决于进出口供给、需求弹性的大小，当本币贬值时，基本结论是：
当SxSm>ExEm，即供给弹性的乘积大于需求弹性的乘积时，贸易条件恶化;
当Sx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