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故事

在历史上它曾拯救了无数生灵，得到医家的推崇。尽管金鸡纳树主要出产在印度尼西亚，但是它的故乡却是在美洲的厄瓜多尔。

疟疾，又称为“打摆子”，是由蚊子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人们一旦感染了这种疾病，就会突然发冷、打寒战，之后又发高烧、说胡话、神志不清，若不及时治疗，就会有生命危险。在从前，中国南方特别是气候潮湿的地区很多人得这种病，那时候，人们对这种病毫无办法，往往坐以待毙。

根据传说，在厄瓜多尔南部山区洛哈省的马拉卡托斯地方，某位印第安人有一次患上了疟疾，全身发热口渴难当，他就爬到密林深处的一口小池塘边，喝了许多凉水，顿觉病情减轻，他发现这个池塘里的水竟是苦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池塘旁边生长着许多金鸡纳树，其中有些倒在水中，那苦味正是树皮的浸出液。从此以后，当地的印第安人遇到疟疾时，就会用这种含苦味的树皮来进行自我医治。由于屡试屡效，被当地土著视作神药，世代相传。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大量涌入美洲，一位名叫贝德罗·莱依瓦的酋长，出于友谊，向传教士胡安·洛佩斯透露了金鸡纳树的药用价值，并送他一块金鸡纳树皮留作纪念，于是该秘密终于落入欧洲人的手中。

据说1638年，西班牙的一位伯爵，带着妻子来到了南美洲的秘鲁，不久，伯爵夫人染上了疟疾，医生们束手无策，伯爵暗中打听到当地一种叫金鸡纳树的树皮可以防治这种病，于是他剥了这种树的树皮，拿回去煮汤给妻子服用，几次以后，夫人的病就好了。从此，金鸡纳树名声大振，身价百倍。很自然，这一重大发现也引起了各地医学界的极大兴趣，许多科学家都特地跑到美洲来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个消息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到了欧洲。欧洲人闻此十分震惊，于是千方百计地想把金鸡纳树弄到手。几经周折以后，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荷兰殖民主义者因些大发了一笔横财。

西班牙当局意识到该药的巨大经济价值，便想要将种植金鸡纳树事业垄断起来。可是还没等禁令出台，已有英国学者将一批金鸡纳树种子偷偷地运了出来，并且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等地建立起种植园。也许这里的自然条件太适合金鸡纳树的生长，于是不久之后就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很快成为全世界金鸡纳树的主产区。而厄瓜多尔这个原产地的身份，却逐渐被人淡忘了。

1692年冬，康熙皇帝颁旨，谕在广东传教的洪若翰等两位神父星夜返京。距紫禁城还有好几里地，神父发现，皇帝侍卫和在京神父已在迎接他。原来，皇帝病了，打摆子，冷时如入冰窖，热时似进烤炉，御医用药后，效果不佳，仍高烧不退。

此前四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五位传教士前往中国，两个在康熙身边当教师，他们对康熙说，这病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疟疾，服用西药金鸡纳霜（奎宁）会见效痊愈。该病通过蚊虫叮咬传染，在法国，每当夏季将至，国王就让国家医疗机构把此药分发给穷人，以免造成瘟疫。康熙不信。

传教士告诉康熙：有一种树叫金鸡纳树，树皮中可提制出一种生物碱，白色，结晶，味苦，因此叫金鸡纳霜，是疟疾克星。皇上真有福气，正在广东传教的两位传教士刚刚收到从法国寄来的整整一斤金鸡纳霜。康熙即刻颁旨，洪若翰等两位神父立刻把药带入京师。

但是御医坚决反对皇帝服用西药。御医们建言：请皇上颁旨，有能治愈此病者，重赏。于是来了许多人，都说有本事。可本事不能先用在皇帝身上，只好又弄来许多患了疟疾的人，先行试验。一个和尚似有神功，弄来四桶井水，却仅取一杯，走出大殿，双手举杯朝拜太阳，再原地转个圈，作出许多神秘莫测的姿态，最后，让一位疟疾病人跪着喝下，结果，不见任何疗效。和尚立刻被赶出大殿。

这下康熙更生气了，不顾御医阻拦，颁旨让进宫的疟疾病人服用金鸡纳霜。一个个奄奄待毙的病人，服药后第二天便脱离危险。康熙很惊讶，称西药为“神药”，但自己仍然不敢服用。有一天，康熙感到自己简直就要烧死了，决定服用一半剂量。晚上，皇帝高烧退了，后来几天也不错，但还有低烧。传教士说，这是因为服用剂量不足。康熙颁旨，再让三个病人试服金鸡纳霜。一个发作时吃，一个发作后吃，第三个在发作间隙吃。结果，三个被当做临床观察的病人尽皆痊愈。

臣子们效忠的时刻到了。四位朝臣自告奋勇前来试尝西药，皇帝同意，亲手把酒跟药搅和在一起，命当场服用。傍晚6时，四位朝臣把药喝了，退下。就在等待大臣服药结果的夜里，康熙的疟疾又发作了，凌晨3时，他迫不及待召见亲王索额图，命即刻查看大臣服药后的反应。回报很快来了：四位朝臣安然无恙，睡得很是香甜。康熙再也不顾御医反对，立刻命令把金鸡纳霜拿来，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高烧终于退了，康熙仍不相信会这样容易，他等待着那该死的热度再次袭来，一天一夜过去了，皇帝平安无事。宫廷里一片欢腾，三个御医这下倒了霉。康熙皇帝下令刑部严审，依法处置。刑部认为，见危不救，罪莫大焉，判处死刑。皇帝过后开恩，改为流放。

康熙皇帝向传教士们祝贺金鸡纳霜成功引进中国，传教士们虔诚地说：这一切都归功于上帝，是上帝对中国皇帝的恩宠。康熙颁旨，即日起，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北京传教。他让内侍取出紫禁城内所有房屋图，亲自挑选了最大最方便的一幢，赏给传教士们居住。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终于用西方医学的敲门砖，在森严的紫禁城墙上打开了一道传播基督福音的缺口。康熙服用后疟疾速愈，金鸡纳从此被尊奉为“圣药”。

讽刺的是，“金鸡纳”并不是欧洲医学的发现。欧洲自己的本草药物研究，要等到1785年维瑟林（Withering）的《毛地黄综述》（AnAccountofthe Foxglove）出版，才算有第一种“科学”灵药。“金鸡纳树皮”（Chinchonabarks，Cinchonaledgeriahna）本来是秘鲁印第安人的土著药物。耶稣会教士在1632年左右从新大陆引入西班牙，传教士将此药呈奉给康熙，谓之“西洋”圣药。其实它是与中草药无异的土著本草，并非科学产物。

“金鸡纳”最初只是土著本草，但到了19世纪，经过大量新兴的科学研究，它的有效成分奎宁（quinine）成为有现代科学根据的治疟疾药。先是1820年法国的化学家皮埃尔·佩尔蒂埃（Pierre Pelletier）与约瑟夫·卡文图（Joseph Caventou）从“金鸡纳”分解出有效成分奎宁和金鸡宁（cinchonine）两种活性生物（alkaloids）；1880年外科医生阿方斯·拉韦兰（Alphonse Laveran）在阿尔及利亚用显微镜观察到疟疾病人血液的疟原虫（Plasmodium）；1944年哈佛科学家罗伯特·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与威廉·德林（William Doering）第一次成功以人工方法合成奎宁。这些化学、药物学，病理学的发现，令原始的“金鸡纳”进化为治疟疾的现代医药。

“金鸡纳”的故事，可用以说明中西医学在19世纪是如何分道扬镳的。在这之前，虽然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已远远超前于中国，但单就治疗而言，西医并不比中医更有办法。威廉·卡伦（William Cullen，1710-1790）是18世纪最重要的医家，他撰写了一系列疾病分类学的专著，其贡献与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相似。但他的治疗方法未超过希氏医学，无非是放血、催泻和催吐，以及一些解热发汗药。对于大部分疾病的治疗，卡伦是“毫不掩饰地悲观”。在十七八世纪，有效的治疗仍主要是像毛地黄和金鸡纳这些本草。而单就本草药物而言，当时的西方医学并无可与李时珍1578年写成的《本草纲目》相比的学术著作。“金鸡纳”与疟疾的科学研究，是19世纪西方医学科学发达的缩影。

19世纪现代化学研究对医学进步的影响，还可列举两个例子作为说明：麻醉药与消毒化学剂的发明，令大型的外科手术变成通例，而西医外科手术的成功，正是鸦片战争以后西式医院在中国扎根的最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