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设立审计机关是建立健全我国财政经济监督机制的客观需要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审计监督是寓于财政、财务和监察工作之中的，财政部和地方各级财政机关是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配和监督财政资金的职能部门，财政部代表国家负责总的财政监督工作，地方各级财政机关代表地方各级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监督工作。为了经常地、有效地开展财政监督工作，在财政部的领导下，地方各级财政机关都设有专门机构，担负着财政资金的筹集和分配的监督任务。如财政收入方面，有对企业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的审查，有利润监交工作，有税务专管员、财政驻厂员的监督检查工作等。重点财政支出也有专门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如基本建设支出，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进行拨款监督；支援农业支出，由各级农业财务机构和中国农业银行进行拨款监督；文教行政支出，由文教行政财务机构进行拨款监督。国家还设立了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专门控制非生产性的支出。另外，在各级财政机关内还专门设立了财政监察机构，对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违反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的案件进行专案检查，并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提出处理意见。这些日常监督工作，对加强财政经济管理，促进增收节支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但就其性质而言，这些日常监督是分散的、不系统的，是兼职的，不是由独立的机构所进行的检查，加之这些部门自身的业务工作十分繁重，致使财政、财务收支监督成了薄弱环节，特别是这些专业性的经济监督机构及其人员又从属于本部门、本单位的行政领导之下，难以行使独立的监督职权，甚至有的财政、财务人员还与有关领导人员通同作弊，从本单位的局部利益出发，损害国家整体利益。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增加，继续由财政等部门结合各自的业务管理来进行监督，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建立一个地位超脱、客观公正，并有一定权威的审计机构，开展独立的审计监督，已成为建立健全我国财政经济监督机制的客观需要。

(二)设立审计机关是维护国家财经法纪，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然而由于当时的改革措施还不够完善，法制不健全，监督不力，经济领域里出现了一些不顾大局、自行其是、违反财经纪律、搞不正之风、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等问题。如1980年第二季度对1979年的财政收支以检查核实时，查出利用各种名义截留、坐支、挤占财政收入，虚列财政支出和其他违反财经纪律问题的资金达37.9亿元。1980年上半年，建设银行系统仅在柜台审查和现场检查中制止的不合理开支，如乱搞计划外工程，擅自扩大建设规模，乱建楼堂馆所，虚报冒领工程款，转移资金，盲目采购，请客送礼等的总额达5.5亿元。1981年年初，各级财政部门对1980年的企业财务决算进行抽查，仅就四川、湖南、辽宁、吉林、湖北、山西、福建、贵州、安徽等省的统计，所审查的6100多个单位，就发现隐瞒截留财政收入，挤占利润4.1亿元。1981年和1982年两次财务大检查，查出各种违纪资金达45亿元之多。上述情况表明，我国的财政、财务管理工作仅靠当时的手段，已经很不适应。党中央也多次强调要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由此可见，建立审计机构，及时发现和查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向有关部门提出完善财经法规的建议，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非常迫切了。

(三)设立审计机关是促进企业事业单位加强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客观需要

80年代初，我国已拥有上百万个国营企业(含商业和农垦等企业)和大量的行政事业单位，国营独立核算企业拥有5000多亿元的固定资产和3000多亿元的流动资产，每年有1000多亿元的财政收支和几百亿元的预算外收支，财政财务活动非常广泛复杂，企业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当时的财政经济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生产、流通和建设领域里的经济效益很差，人力、物力和财力浪费较为严重；基本建设周期长，投资收回慢；不少企业亏损。如1982年的企业亏损面占30%，亏损额达40多亿元。这样，生产虽然增长较快，但财政收入增加不多，国家财力严重不足，势必会影响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由此可见，建立审计机关，开展审计监督，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对于促进企业事业单位改善经营管理，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而又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