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建筑界，作为梁思成、刘敦桢先生的及门弟子，已故著名建筑学家陈明达（1914年～1997年，湖南祁阳人）主要以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知名，尤以《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等学术名著传世，被公认为“继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学科奠基人之后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但鲜为人知的是，陈明达先生在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等方面也卓有成就。
早在1943年，陈明达先生暂时中断了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古建筑研究工作，赴重庆任中央设计局公共工程组研究员兼陪都建设委员会工程师，从事抗战期间重庆市道路网及分区规划设计工作。由于成绩突出，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先生推荐他作为中国工程师代表之一，参加1946年在台北召开的国际建筑工程界战后重建工作学术会议，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抗战建设情况。
1949年之前，陈明达先生还设计过南京陈平阶私宅和湖南祁阳重华学堂建筑群。后者系祁阳陈氏家族将宗族祠堂捐献国家，并改建为学堂建筑以支援战后重建家园。为此，陈明达先生不仅慷慨捐资，甚至请长假专门从事这一公益建筑的设计、监理，体现了他对家乡、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而他更成熟的建筑设计作品当属1950年～1952年间的中共西南局办公大楼和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
当时，于1950年初进驻重庆的中共西南局决定建造3座重要的公共建筑：西南军政委员会大礼堂（后改名为“重庆市人大会堂”）、中共西南局办公大楼（西南局撤销后成为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和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后改作重庆市博物馆，今重庆市文物考古所）。
据陈明达先生生前回忆，1950年的一天，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曾亲自召见张家德、陈明达等建筑师，商讨设计施工事宜。陈明达首先发问：“汉代初年有两个做法，一个是建造未央宫‘非壮丽无以重威’；另一个是‘休养生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不知新政府将采用哪一种为建筑业的主旨？”
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这两个做法都要采纳——党政机关的办公楼要简朴、实用，尽量节约政府开支，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工农业生产，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另外，要以充足的资金投入建造作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主会场的大礼堂，这个大礼堂一定要‘雄伟壮观以重人民当家作主之威’！”
邓小平又补充说：“大礼堂的建设经费可以尽量满足；而两个办公楼虽说要节俭，但也应该考虑到建筑美观问题，相信建筑师可以开动脑筋，‘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张家德、陈明达等建筑界名流都被新政府的开明与亲民姿态所感动，更将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建筑极尽富丽，用于执政的建筑极尽节俭”的思路视为新政府在建筑领域的指导思想，故决计竭尽所能做好这3座新政府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建筑。
之后，张家德先生采用“中国固有式建筑形式”设计西南军政委员会大礼堂，基本体现了“雄伟壮观以重人民当家作主之威”的设计思想；陈明达先生承担的中共西南局办公大楼和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的设计建造，则是对行政办公建筑“既要节俭又要兼顾美观”的尝试。
中共西南局办公大楼旧址在现在重庆市委大院内，为砖混结构，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平顶，平面略呈横置的工字形，仅在中部略向前、向上凸出一个高四层的门庭作建筑主体。整体建筑外观以红砖墙、矩形玻璃窗构成朴素的建筑色调，在门庭上端装饰白水泥“工农兵”浮雕，并以此为中心，在顶楼上檐部分环绕一圈斗栱浮雕。这一装饰带的图案选择，其原型为陈明达在1941年四川彭山汉代崖墓考察时采集的汉代斗栱图样，在艺术风格上推崇汉唐艺术之雄厚，也或多或少地暗含着“休养生息”的寓意。
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坐落于市中心，依枇杷山山势而建，距山巅仅一步之遥。此建筑为砖混结构，主体3层，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红瓦顶，米黄色墙面，无花饰矩形窗户；因地形以一个横向长方形为横轴，左侧向山下延伸一矩形和一个正方形门庭，右侧向山顶延伸一个矩形，由此组成建筑平面；正立面由4层塔楼门厅和偏右布置的门廊、台阶等组成建筑立面的构图中心。
粗看起来，这两座建筑除了正立面的朴素大方及环境的清幽之外，似乎与大多数中国建筑师近代仿效西洋、50年代仿效苏联的做法并没有太大区别，但仔细观察，则会发现设计者在两方面进行了探索：
其一是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基本元素，而其中国文化元素则体现在使用功能的便利上。在建筑构图方面，以简单的几何体进行多样组合，尽量避免过多装饰。据陈明达先生生前回忆，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的某些构图灵感来自“七巧板拼图游戏”。
其二是特别关注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布局。以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为例，设计者充分考虑到了上世纪50年代枇杷山正街的周边环境，尽量使建筑平和地置身于明清民居、民国别墅丛中，保持体量略有突出而不突兀的局面。在建筑规格和整体布局上，借助山势以显示建筑的高大，而建筑本体高度则控制在不遮掩山顶俯视视线的范围，使建筑完全融入山体，并不动声色地拉近与远处长江的视觉距离。
陈明达先生没有沿用四角翘起的大屋顶、斗栱等公认的中国古代建筑符号，也放弃了平面布置的对称原则，针对地势和周边环境，完全自由地使用西洋式建筑材料安排建筑的平面和立面，使人感觉其绝不是中国人对西洋建筑的刻板模仿，而是使用新材料去营造一种内在的中国氛围。此建筑的成功之处在于从建筑尺度上把握人与建筑、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堪称是实用功能与内在诗意的完美结合。
陈明达先生在晚年曾谈到他对建筑民族形式问题的认识：“在我看来，建筑民族形式不是固有不变、等你发现的东西，而是一个创作问题，要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根据我们这个民族的现实去创造。”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陈明达先生所设计的这两座建筑仍然以其朴素大方的形象存在着，展现着其经久耐用的工程质量，更蕴含着当年施政者与建设者的良苦用心。其中，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还得到了修旧如旧的妥善保护，被列为“重庆文化遗产保护系列”，于2010年出版了图文并茂的《中共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旧址》一书。这是新中国初期建筑作品列入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有益尝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重庆人民对这座建筑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