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 刘太格
政府最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让“该不该拆掉封闭小区的院墙”、“是否该开放小区道路公用”、“千城一面”成为最近热议的话题。在《意见》中，关于下一步城市规划的具体方向，包括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提升城市建筑水平、推进节能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营造城市宜居环境、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等，或将成为地方政府下一步努力的方向。而这些尚未规划以及实现的中国城建蓝图，在岛国新加坡，从1965年建国至今，已经一一实现并处于很好的运作状态了。
在《意见》出台前，我们曾就中新两国城市规划问题，拜访过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刘太格。刘曾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和市区重建局局长，是新加坡“花园城市”和“居者有其屋”理念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中国约30个城市的规划顾问，曾领导新加坡城市规划团队，接手过将近40个有关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的项目，深知中国城建方面的强项和痛点。《意见》出台后，我们再次专访了刘太格，让这样一位把新加坡从上世纪60年代的“脏乱差”，带领到如今“世界最美城市”的“新加坡规划之父”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给予建议，最合适不过。
关于最新出台的《意见》
Q：中国最近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距离上次召开已经有37年了，而这37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的阶段，但一直都没有城市规划的政策支持。现在《意见》才出台，有没有太晚?
刘太格：这个不是迟或者早的问题，《意见》可以完善城市规划政策，原则上是好事。我在你们国内做了三十多年的规划，深刻感觉到，规划的大环境包括决策者，以及规划的执行方式有改进的必要，规划的专业水平有待提高。目前我还没有详细阅读这份《意见》，所以无法细谈。从宏观的角度，是一件值得做的事，里面的内容要根据以上三点稍微注意一下。
Q：从目前成文的《意见》到具体落实，你预估需要花多长时间?
刘太格：我没法预估，尽量合理就行。
Q：《意见》出台后，大家热议的焦点在是否该拆掉大院和封闭小区的院墙。而中国小区的发展史，也是从开放式小区，由基层组织如派出所引导建立封闭式小区，而现在又因为交通拥堵，希望开放小区释放道路的“毛细血管”，政策的“朝令夕改”，以及这条疏缓交通的新办法，你认为合理吗?
刘太格：因为我不了解具体条规，我无法就中国国内的事情发表看法。但是从新加坡的经验看，封闭小区跟交通拥挤我不认为有直接关系。因为交通拥挤的问题主要是跟宏观城市规划系统的关系更密切。另外，交通路网与土地使用要合理匹配。通过打破围墙来改善交通，我认为是最关键的。需要做一个宏观、系统的规划，其次就是交通跟土地使用要结合。所以我们这里公共住宅一般都是开放的，但是私人的高档住宅有封闭的，这个跟开发商的意图有关。
即使新加坡大部分是开放的小区，但是在规划时，我们都尽量避免让过境道路穿过小区，因为穿过小区的车辆效率不高，小区里交叉口比较多，而主干道的交叉口少一些，车辆速度可以很快。另外，我们也是考虑到尽量不去干扰小区环境。因此，我们一般认为没有必要让主干道穿过小区。表面上看，我认为要改善交通其实还有很多更重要的处理方式。而通过开放小区来改善交通，我认为关系不是那么大。
关于城市规划设计方向指令相悖，我认为有几个原因，最关键的就是要把城市做好首先要理解什么是一个好的城市，欧美城市相对做得比较好，是因为它们城市化的历史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几百年来都是以城市为主的国家，所以他们了解什么才是优美的城市生活和文化。为什么新加坡做得相对比较成功?我们过去有英国殖民政府，我们的第一代领导过去是英国政府里的公务人员，独立后，这些官员变成了我们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们对于什么叫做好的城市也有一定的理念，所以起步就比较健全。中国的问题就是，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直到前几年，你们的城市人口才超过农村人口，所以很多跟规划工作相关的人，他们对于什么是好的城市，这种意识不一定很正确，工作很用心，可是理解可能不正确，所以用的策略可能会有误差。另外一点是，政府的行政方面，新加坡也受英国的影响，首先是高度的法治化，第二是严谨地执行。中国因为最近几年忙着经济的发展，这方面我认为是有改善的余地。
城市规划的意识可能要通过培训帮助提高，其次就是去国外考察和咨询。在行政文化方面，现在公共行政学方面的专家也不少，可以协助。
Q：中国那么大，其实每座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令中国的每座城市实际已经非常相似了。但是中国现在想改变这种情况，按意见里的说法叫做“千城一面”。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吗?
刘太格：大原则是，第一，要尊重软环境，即自然山水。我经常在你们国内说，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的山水是一样的。要让城市有特色，首先要保护山水的特色，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有显著的地方特色了。
第二是保护古迹。从洋人的眼光看，你们国内的老建筑都是一样的，其实每个地方的特色都不同。比如广州的传统设计和佛山的传统设计是有显著的区别的，所以要将好的、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保留下来，这就是争取城市特色的另一个很大的资源。
第三，要以人为本，即在我们作规划图时，土地的利用和交通路网，首先要考虑公众，在这一前提下，要尊重地貌。所以一些中国朋友来到新加坡就问，为什么找不到直线的路，都是弯弯曲曲的。我说，一方面是和产权有关系，我们尽量不要去惊动;另外就是尊重地貌，这样一来，城市本身就有特色了。一个是自然山水和古建筑，一个是尊重地貌。但更重要的是处理好公众问题，我不希望你们国内为了争取城市的特色而牺牲公众，人是最重要的，城市的公众、城市的系统。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一个人如果是健康的话，你穿上什么衣服都是美的;但是如果人本身不健康，你穿再昂贵的衣服还是不美，所以先让城市的人住得很健康，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山水和古迹的保留、地貌的尊重，这个城市就会有特色。
关于新加坡城市规划发展历史
Q：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新加坡城建发展历史?
刘太格：1960年英国殖民政府退出的时候，当时新加坡人口160多万，但住在棚户区的有130万。住房问题非常严重。在亚洲城市里算是比较落后的城市，当时缅甸的仰光和越南的胡志明市，都比我们先进。所以当时新加坡第一代政府就希望把城市建好。其中一个重大项目就是把市民搬进更加宜居的住房，这个工作在1985年就完成了。自那年开始，新加坡没有棚户区，没有无家可归者，没有贫民窟，没有民族村，在新加坡都有房子住。我现在经常跟外来的朋友说，我们从1985年之后就是一个世界型的城市，虽然有三种民族，其实还有第四种，白种人，可是我们都可以和谐相处。这四点，在世界上很难找得到一个城市能做到的。现有的新加坡常住居民，91-92%拥有自己的房子，不是租房，在全球算是最高纪录。其他城市如果有50-60%已经了不起。我当新加坡的总规划师当了四年，直到现在新加坡市区重建局，也就是你们国内的规划局，还在用1991年的概念在规划，后来有调整，但是大的框架还是1991年的。
Q：新加坡政府怎么影响市民接受可以同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人住在一起?
刘太格：首先要把工作做好，建屋发展局不仅仅在做住房，在做住房的同时，要做购物中心、工厂、学校，甚至还有花园，每做一个新的地方，没有地铁的马上补上公交，因为量比较大，所以每次拆迁都是整个社区一同拆迁安排搬过去，那么他们原有的亲戚朋友都可以一起过去。这是我们曾经安排过的，但肯定不是100%都给他们进去，其中起码一半都是其他城市居民，因为这些人对于城市生活还是不习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100%安排，要穿插其他的，这样的话，其他的城市居民会给他们一些城市的示范作用，他们很快就适应这个城市的生活。所以，只要把工作做好就是有说服力的。
Q：新加坡过去脏乱差的现象很普遍，但现在宜居指数那么高。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是被迫的压力还是管理者的远见，想提高人民的生活环境?
刘太格：如果两个答案已经选其一的话，我认为领导的作用非常巨大。李光耀比我大十四五岁，我当时也吃过殖民政府的苦头，寄人篱下是件很难受的事，总认为自己是三等公民。后来日本占据新马，对知识分子大量屠杀，我父亲当时都是死里逃生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长大就希望为自己的国家打拼出一个美好的前景。这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认为李先生的感受应该会更深刻，因为他受气的日子比我还要长。所以，这是一个因素，怎么样翻身，怎么在世界上提高我们的自尊心。
第二，我们被马来西亚踢出的时候是1965年，就更觉得我们这个弹丸之地不一定能够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生存，所以就更有必要把我们的城市做好，多方面的，比如民族的和谐、经济的发展，还有城市的发展。
新加坡经济发展那么顺利，有那么多的外来投资，当然跟政府的政策、社会的安全感有关系，不过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城市的规划做得好，各方面的基础设施配合得好。他们来投资，他们得知道，把钱投到这里是有保障的;第二，在这边运作是可靠的，比如我们的供电供水都是很可靠的，不会出长期的故障。我认为，还是领导的意思比较重要。如果我们只有苦难的背景而没有领导的决心、以及明智的决策，新加坡今天不是这个样子。
今天下午我还跟你们国内的干部做了一个新加坡规划的介绍。你们国内的问题比我们复杂，一个是领导的意思，一个各地方政府不见得合作，部门也不一定合作，等等。他们问我这几个因素哪个最重要?我个人认为是领导的决策，因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一个有决心的领导、有说服力的领导，再去把其他问题处理得比较完善，并不是理论。
我在你们国内做了将近40个项目，能够配合我们做得比较完善的地方政府还是比较少。
Q：新加坡的城市规划者、政府决策者、还有公众，三者间是如何的互动关系?
刘太格：首先讲政府决策者，他们以李光耀先生做一个榜样，他们是每次有问题，会经过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再做决定，而且是非常客观的决定。我经常跟外来的朋友说，在新加坡，最高领导不是总理，也不是总统，而是真理。总理和总统都要尊重真理。
我原来在政府做工作人员的时候，如果上级领导要我做我不同意的事情，不是故意啊，就是对这个事情不了解，但如果我对这个事情比较了解，但不同意他让我做的事情，我会当面或者写信告诉他，我认为这个是不妥当的，不希望再推进。基本上，我百分之百可以说服他们，而且不用费劲。因为我们的最高领导不是他们，而是真理。
我想强调这个，不是想夸张，这个绝对是事实。有我个人的经验。这是我们领导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尊重真理，思考到位。
还有一点，我们的领导不干预技术问题。他会定一个方向，他要你去做什么，但是不会告诉你怎么做。但是如果你需要他们从政策上、法令上、财务上予以支持，领导会配合。
在1980年代初期，建屋发展局当时的能力很强了，当时我接到一个指令，希望在2-3年把所有没有拆迁的棚户区全部拆除并搬迁到公共住宅。只会发出这样一句话的指令，不会给步骤。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按自己专业的能力去做一个计划，费用做一个估算，交给他们就好，并估算土地面积。坏处就是，一旦这个工作的结果不好，那你的工作就保不住了。
这是很好的制度，不干预技术问题，可是需要把政府要求的东西拿出来。所以我们与领导的关系是理智的、健康的。
再谈谈专业人士。刚独立的时候，人才还是缺乏，也请了不少外地专家，包括我们第一个概念土规划方案，1971年制定的，之前联合国的人过来帮忙，我们没有没有国内的能力，就会请外面的人过来帮忙。包括我们做地铁也请了。当时香港刚做完，那个时候就把刚闲下来的外国专家请过来。好处很大，这些外国人了解东方的特色，而又因为刚做完香港，不太完善的问题他们也都了解，来到新加坡之后，把之前没能完善的地方都完善了。其中有几位现在还住在新加坡。 我们有个比较好的习惯，会使用本地对接团队，建筑师规划师，他们走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的经验留下来。可以说，我们现在专业人士的水平是世界水平。 我们在70年代推动了几个预制的项目，在新加坡北边设计了一个预制的工厂，收集了全球，尤其是欧洲韩国的经验，把他们的经验都综合起来，可以说，现在的水平是世界级的。我们好学，请专家，学习他们的经验。
而对新加坡市民，因为规划的工作是宏观的，需要有大我的精神，但是市民的了解是微观的、小我的。比如在建屋发展局，有市民写信要求，必须在这条路前面有公交站，但是不能把这个站放在我门前。 如果完全听市民的话，每个人都不会希望站台放在自己门前，那么这个站怎么建呢?
但是现在和过去还是不一样了，还是需要考虑民意，市民对政策的制定希望参与，现在社会是这样的。不过我认为，一方面要听他们的，但是他们的多数意见都是微观的、是小我的利益，当然，好的意见可以接受，如果是为私人利益考量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政府最后还是要有一个立场，有了立场之后，最后还是要说服他们。我认识多数的市民是理智，过去我在做政府工作的时候，也会遇到有人埋怨，小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分析之后做了一个决定，以很尊敬的态度，把道理说给他们听，几乎100%都可以得到市民的理解得以接受政府的意见。不要把他们当作“笨人”，要把他们当作聪明人，用最有说服力的方式跟他们解释，基本都能接受。但是，民意都会带有私信，我们做方案，都是跟企业团体、专业团体，非政府的机构，跟他们沟通和解释，这个渠道得到的反馈更有价值，因为这样的机构比较有宏观的理解，所以在新加坡，我们多会参考团体的意见，不过也会小心翼翼听取市民的意见，不过回馈的好的意见不多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