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柏涛(墨尔本)建筑设计亚洲公司副总建筑师 施旭东
城市有多种解读方式，从信息的角度解读当今城市问题，可以称之为信息都市主义(Information Urbanism)，设计的信息植入、分析和物化也包含其中。我试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探讨建筑与城市、建筑与信息的关系，在标识与建筑之间找到一种关联。但标识设计与建筑设计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例如，中国传统的牌坊到底是标识还是建筑?在我们的古人设计牌坊时并没有如此细致的区别，社会分工才使之成为“跨界”的课题。
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标识，其整体即可作为形象识别。建筑不仅具备基本的使用功能，也表达了使用者所有者的身份，成为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外在表现。这就意味着建筑设计很大程度上是与权力捆绑在一起的，成为权力表达的一种形式。无论是公元64年尼禄(Ne r o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的美化罗马计划，还是希特勒曾说过的“我们的新建筑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新政权”，都说明了建筑与权力息息相关。建筑作为形象识别的另一个动因是经济，很多城市财团希望通过一种更高、更大的形象来彰显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权力和影响力需要物化表现，凸显出竞争中的优势所在。城市中不断攀升的摩天大楼就是竞争的产物。
建筑作为形象识别背后的主体有哪些?首先的主体可以是个人。衣锦还乡，回到家乡盖自己的房子，就是个人价值的一种表现。
第二种主体可以是社区或者社会团体。在传统的村庄入口常建有牌楼或者亭子，通过这样的标志物界定出村庄的界限或者指明路口，构筑物就成为社区的一种形象识别。北京国子监的牌楼，不仅界定出地理意义上的区域，而且是一种社会团体精神的代表。目前在中国，大部分社区都是封闭的，社区范围有清晰的界定，能建立非常明确的形象。封闭的社区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但它们也因此成为了城市中的一座座孤岛。在国外，社区通常是开放的，社区中会有一座教堂，教堂成为一个社区的精神核心，也是活动的中心。中国的社区管理由居委会执行，但仅是行政意义上的社区，缺乏真正的社区生活的交流。
建筑作为形象识别的主体可以是企业。在我公司参与的多个项目中，我们一直在探讨如何将企业的品牌形象与建筑融合起来，用建筑的语言来表达企业的形象。
建筑也是城市形象的一种表征。在西安，城墙曾是城市的边界，也是城市的象征。我们在西安的实践中，不希望将历史文化之感体现得过于厚重，但也希望能够在形式上延续西安城墙的特征：我们设计了虚化、轻盈、柔软的城墙，既表现出历史的延续，又与城市的特征形成互补。
建筑不仅能代表一座城市，也能代表一个国家，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与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都成为一个国家的标志。若建筑的形象超越国家的边界，则可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象征。纽约世贸中心就代表着全球经济中心。我们也看到这种形象牵动着政治与文化冲突，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也在思考重塑世贸中心的形象。新建的纪念公园，营造了历史与未来之间对话的空间：不忘历史，但面向未来。
建筑作为人类社会结构的物化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场地精神，既可以是优雅适度的形象表达，也可能成为炫富或强权的形象工程。如何找到其中的平衡点，不仅是建筑作为形象识别的重要课题，也是考量我们这个社会集体理性的一把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