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董藩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藩，曾经预言北京房价将达到每平方米80万元。近日他写了一篇文章，称要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尽快回到“房地产业保中国”的思路上来。为此，他给振兴楼市开了一副“董氏”猛药，核心就是要让政府大力救市，包括取消限购限贷政策、明确宣布紧缩未来几年的建设用地供应、放缓棚户区改造进程、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水平等，被称为“最疯狂建议”。
为什么是“房地产保中国”呢?在董藩看来，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而且至今仍主要靠投资来推动，其他投资都不行，还得靠房地产。对一个处于城市化进城加速期的国家来说，投资当然重要，房地产也当然重要，但是认为只有靠拯救房地产才能“保中国”，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论调。
或许，就像董藩说的那样，拯救房地产业易如反掌，要以此来保中国经济短期增长也并不难，只要继续无节制地刺激投资就行。但是国家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是因为政府看到，不能再无视房地产市场明显的泡沫，也不能再依赖投资独大的经济驱动模式。按照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说法，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董氏”猛药，其实就是这样的吗啡。
在董氏逻辑里，房地产业兴，则国民经济兴;房地产业衰，则国民经济衰。其实这是搞反了方向，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国民经济兴，则房地产业兴，毕竟房地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的确，在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至今房地产业仍然是第一大支柱产业，2011年的贡献率达到13%。但是，窄口径的房地产业在中国GDP增长中的贡献已经占到1/3左右，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这个比例逐渐降下来，逐渐向美国看齐才对。
中国经济需要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房地产业，“房地产保中国”的论调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反市场的。
奇怪的是，这样的救市论调常常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董藩就批评现有一些房地产政策，比如限购限贷是行政干预，应该把房地产交给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当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取消各种限制住房消费政策，他又认为不够刺激，进而希望政府给予另一种方向上的干预，比如建议中央政府明确宣布紧缩未来几年的建设用地供应，这等于要政府利用土地供给垄断权来减少房产供给。至于棚户区改造，体现政府的公共责任，与房地产市场并行不悖，董藩却建议放缓这一工作，相当于借政府之手进一步收缩房源。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水平，本应该着眼整个国民经济而相机决策，董藩却建议为房地产业而降低，相当于不惜以国民经济为代价来增加房市需求。如此寄望权力之手对供需两端干预，是哪门子的市场经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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