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
11月24日晚，北京朝阳公园内的国际金融博物馆里，“江湖沙龙”到场的嘉宾来头都不小。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无疑是这次沙龙的主角，他刚上台，华远地产公司原董事长任志强就开始斟起一杯“江湖”酒相迎，许善达在一旁边说“少来点”，边笑眯眯地接过小酒杯嘬上一口，酒坛打开即酒香四溢，而他的话匣也随之打开，预告要讲些“平时命题作文里不讲的东西”。
幻灯片上，他带着善意笑脸的照片旁标注着演讲主题——“把财税改革进行到底”，与这种果断不同的是，他在税收政策上的分析是缜密而稳健的。
他谈及遗产税时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只有六个税种，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房地产税、环保税。这个文件要管到2020年，至少在此之前，应该不会有遗产税。
为什么营业税改增值税(简称“营改增”)是减税的，各地政府却积极跟进?为什么房产税能给地方政府揽收，但应者寥寥?
记者截取了昨晚他关于营业税改增值税(简称“营改增”)、房产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的一些表述，他的讲述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答案。
营改增减税规模在那儿摆着，就看哪些企业能吃到嘴里了
营改增是一个减税的过程，但它是通过增加抵扣来实现减税的，可是不同企业增加抵扣的项目不一样，有的企业增加抵扣后减税减得多。还有些企业反映，“为什么营改增，我们的税负没降低啊?”事实上，许善达说，有些企业需要通过企业架构调整、资产重组，才能把减税权益拿到手。
许善达原来去过新疆一家煤矿，他们的商业模式——从煤矿把煤挖出来，然后卸到露天煤厂，雇了一家运输公司，运到200公里远的发电厂。参观考察后，他问煤矿厂主，为什么不办一个运输公司?
他给厂主提示了几个利益点，第一、办运输公司买运输工具的钱，机器设备税款都可以抵扣，比如他们要购买重型卡车，税款差不多是购买卡车价格的七分之一。这个从投资上说可以省下一大笔钱。第二，办运输公司就省去一部分装卸费，车子直接从煤矿装了煤就往发电厂跑。第三，因为省去卸在露天煤厂的过程，煤的燃烧值不会下降那么多，煤价也不会因此折损太多。把煤的“离岸价”变成“到岸价”。
听了许善达的建议，煤厂老板当即就说，让儿子马上筹备这个事儿。
“营改增的减税和我们过去降低税率减税完全不一样，它需要企业通过架构调整、资产重组，然后才能把减税权益拿到手。减税总规模在那儿摆着，就看哪些企业能吃到嘴里了。”许善达说，他相信几年之内不会有那么大规模的减税了，建议企业要好好应对。
许善达认为，营改增还有很大的减税空间。根据财政部今年的测算，整个营改增可以减税9000亿，在他看来，实际减税会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减税时间越往后推迟，营业税会增长，减税规模也就大了。
“我估计如果2016年要完全实现营改增，这个减税规模将达上万亿。对于企业来说，还有几千亿的减税规模，这是已经进入方案设计的。”他说。
房产税：囚徒困境
许善达还抛出房产税的话题。他说，在上海试点了两个税务项目，一个是营改增，试点不到半年，好几个省份就打报告给国务院要求进行试点。另一个房产税，试了那么多年，竟然没有一个地方愿意跟进的，有些专家说房产税要扩大试点，甚至言之凿凿，具体几月几号扩大，可一直没有发生。
为什么减税的事情反而那么积极，加税的反而没有声响?
地方上“对什么政策能够给当地带来最大的利益，心里非常清楚”，他说，在中国的税制体系里，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反映在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中央政府与国外政府之间。
2011年底，《财经》杂志给了许善达一万字的篇幅写房产税，他当时表示不认可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的模式。
“坦率说，我是税务局退下来的一个人，这个试点(房产税)是财政局和税务局上报给国务院批的，上海和重庆的两个市委市政府也同意试点。我当时很纠结，要不要公开反对这件事?”他回忆道。
当时有人跟他说了一句话，既然是试点，说明是不成熟的，可以讨论的。于是他下决心发表了那篇文章。
他说，如果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提高税率名义上政府可以多收钱，但人、财产、资本、收入是在自由流动的。一个政策会直接影响到流动性。所以按照一个封闭经济体设计的东西在开放经济体里就不一定能出现。
许善达举例指出，“当时上海试点房产税时，苏州、杭州的领导说，他们收吧，我们不收。于是本来要在上海买房子的到苏州、杭州买了，也就带来收入、消费、投资。所以他们说干嘛要为房产税跟上海较那个劲。”
各地现在争夺的，不是房产税这点钱，而是争夺投资、人力资源。
许善达说起在上海试点房产税时打上的政策补丁，“上海虽然试点，但保留了一个名单，即凡是纳入上海市人事局人才引进计划名单的人，不交房产税。其实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政策可能会对上海引进人才产生负面影响。”
不过，2014年3月，时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曾表示，不同意在立法角度上把前期的试点称为失败。他说，上海、重庆两地房产税试点，首创之功是历史性的，不能简单归于失败，这是不理性的。如果有一些不太顺利的情况，要注重实践，要进一步允许先行先试。
许善达同时注意到，近年政府转变职能也体现在从抑制房价到强调保障、实现中低收入人群“住有所居”。他介绍了自己观察到的几个变化。
2013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最后有个讲话，只字未提抑制房价上涨，而是强调帮助低收入人群解决“住有所居”。
但在此之前“国三条”、“国五条”都是“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许善达说，原来房价统计指标体系，哪个地方房价上涨快了，就要约谈市长，现在这个考核取消了。
许善达提到上海的“共有产权房”政策，现在全国几个地方在试点。”许善达说。这个政策解决的是“夹心层”购房问题，大学毕业后到结婚需要住房，这些人比保障性住房人群水平要高，但又买不起一线城市的商品房。而这个政策是指，上海当地政府占共有产权房30%—40%的产权,60%—70%的产权归个人。如果几年后要卖掉，政府要收回这部分产权，即使溢价了，政府还是拿三到四成，相当于股权投资。上海到去年年底已经有六万户，已经进入这个系统享受这个政策了。这相当于上海政府拿了500亿的资产，来解决这部分夹心层的买房需求。
“而像房产税这种提高居民税收负担的，一律由全国人大立法来解决。”许善达说。
不能冀望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
许善达评价说，个人所得税在税制里是最敏感、影响最大的。
然而，与此表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个人所得税在所有税收收入中只占6%～7%，这还仅仅是税收的变化，如果算上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那比例就更低了。
“在我们国家，比例那么小的税种，它的财政收入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变得很大。即使以后提高一点，到2020年或能提高到10%以上。”许善达预计。
因为个人所得税要照顾低收入人群，那就要把他们的生活基本费用在征税之前扣除。这就有不断调整扣除额的办法。
他认为，现在的方法还不是太理想。他建议把个人所得税扣除额与物价指数挂钩，做一个公式。通过人大立法，比如每年物价指数上涨，扣除额就提高到物价指数的两倍或三倍。
另外，他认为，中国个人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也是有限的。“2013年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是0.473，一般比较正常的基尼系数是0.35左右。不能指望用个人所得税调整居民收入差距。现在调节差距的政策工具很多，比如流转税、企业所得税、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障。”他补充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