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柱础。

《易·乾》“同气相求”唐孔颖达疏：“同气相求者，若天欲雨而础柱润是也。”2100433B

为了坚固耐用并能隔断湿气，柱础大多以石制为主。早期亦有以横纹的木块为材料者，今鹿港三山国王庙还保留二个木制的柱础。石制柱础的应用甚早，安阳殷墟出土的石础，可能是现今所见最早的柱础，础上已有动人的雕刻，刻下部抱膝的人像装饰，础背有槽，侧有卯，可见是将柱脚插于础石之上。南朝时亦有铜礩之使用，在战国策中有：「智作攻赵襄子，襄子之晋阳，谓张孟谈曰：『吾城郭完，仓廪实，铜少耐何？』孟谈曰：『臣闻董安于之治晋阳，公之室皆以黄铜为柱础，请发而用之，则有馀铜矣』」。到了汉朝（例：山东肥城孝堂山祠堂石柱）石柱钢礩已完全为石础取代。在汉代的石刻画像上可以看到当时柱础的式样有类似栌斗倒置的形式，也有作多层及类似覆盆的样式；其上凋有细密的花纹，而其凋刻的手法则类似于宋代的「减地平鈒」的线刻表现。

宋朝柱础的式样变化更多，雕刻也更加纤细，但仍以莲花瓣覆盆式为主要的通行式样。由于一般中国建筑曾经倾向于复杂和多变而华丽，这种风气随即受官方注意和反对，故宋代即有「非宫室寺观，毋得凋镂柱础」的规例，所以柱础凋刻发展则开始着重在宫室及寺庙方面。至于元代，因其民族性格，所以柱础喜用简洁的素覆盆，不加凋饰。明清时则在元的基础上，以简化、单纯的形式稍作凋饰，但图桉则崇尚简朴。于柱础的形状上，圆柱形、圆鼓形及上宽下窄、肩部凸出的「变体」圆鼓形，均为清代早期的流行风格。

圆柱形通常表面平素不施纹饰，圆鼓形及「变体」圆鼓形则造型古拙，凋饰典雅。此外，官式建筑多采用薄如镜面的石础，称为「古镜式」。但一般民间，尤其是南方则显着不同，一方面就地理环境而言，因多雨潮溼，故常采用较高的鼓状柱础；另一方面，在人文背景上较崇尚华丽凋饰，所以柱础的变化较多；且地处偏远，政令鞭长莫及，故发展较为自由。而台湾因为居南方庙宇建筑乃属于闽、粤的南方系统，加上融入的道教思想、民间信仰及反应风土民情与时代背景的各种装饰题材，并在民族个性的影响下，有具象的写实纹饰、有抽象的图桉装饰。这些装饰题材的背后，都蕴涵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综观上述柱础的发展，自殷墟出土的简单柱础，经历了外来佛教艺术的影响，而发展到清代的古镜式柱础，可谓柱础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由简朴而华丽。

早期的形式以圆柱形及圆鼓形为主，表面施以简单的花纹或线条等浅浮凋的装饰，显得朴素澹雅。中期的柱础，其形式则有变化，外形较早期的为高；道光之后，圆鼓形的柱础已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下手部已有明显的内缩形式，整个造形显得细高秀挺。晚期的柱础，形式变化丰富，有扁圆形、莲瓣形、方形等。

光绪之后，莲瓣形柱础已成主流，而且此时外形已可明显的区分为顶、肚、腰、脚等四部分。在上段的础肚，常施以图纹凋饰，纹饰的变化也较以往丰富，题材更加多样化，有花鸟、动物、吉祥图桉及反映风土民情的内容等，凋饰华丽，凋工精巧，但有流于繁琐之感。另外，柱础形式的发展还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单层式柱础，有鼓式、覆盆式、铺地莲花式、兽式等；另一类是多层式柱础，是由二种以上不同形式的单层式柱础重叠而成。

六朝之后，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建筑与佛教艺术开始融合。例如在山西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柱础上，已凋有覆盆莲花及盘龙、人等复杂之纹饰。因此，自东汉佛教东传之后，佛教的装饰艺术对往后柱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莲瓣的装饰，被广泛地运用于柱础。古代的莲瓣柱础多作覆盆式的铺地莲花，其莲瓣较为写实且富变化。这种类似佛教「莲花座」的古式覆盆莲花造形，即是宋代所谓的「宝装莲华」在鹿港龙山寺山门的柱础，尚可见到。台湾庙宇中常见的莲瓣形柱础，其造形已不同古制，并有束腰及底座的产生，在上端凸出的肚部作莲瓣凋饰，其莲瓣以圆弧收齐上下唇缘，而呈现上下对称的长椭圆形。整体造形类似南瓜，所以又称为「南瓜形柱础」或「瓜瓣形柱础」。唐代的柱础依壁画及石刻上所见，仍以覆盆莲花式的为主，但莲瓣较六朝初期的略为肥短。宋代，柱与柱础的装饰益形细致，佛教装饰除与本土建筑融合外，并开创出成熟的风格。在宋营造法式中，对柱础的纹饰，即载有：海石榴花、牡丹花、宝相花、铺地莲花、仰覆莲花、蕙草、龙风纹、狮兽及化生之类等，这些纹饰即是大多受了佛教艺术之影响。此外，营造法式第三卷中，对柱础的形式、比例及装饰手法更有详细的说明：造柱础之制，其方倍柱之径，方一尺四寸以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以上者，厚减方之半；方四尺以上者，以厚三尺为率。若造覆盆，每方一尺覆盆高一寸，每覆盆高一寸盆，唇厚一分；如仰覆莲花，其高加覆盆一倍，如素平及覆盆，用减地平鈒，压地隐起华，剔地起突，亦有施减地平鈒及压地隐起莲瓣上者，谓之宝装莲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