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逸周书》更精确地记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可见以巩义为核心的河洛地区，自夏、商、周以来，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是以"居"为标志，即以房屋为代表，足见当时巩义一带古建筑之兴隆，这在文史古籍中也多有记载。另外民居也很发达，当时在这里居住的部落为有洛氏，据《汲冢·周书》记载:"有洛氏宫室尤长，地圃广大，工功日进，"一直至夏末，"成汤伐之，有洛以亡。"在巩义河洛交汇处的"花地嘴"发现的夏初遗址，不仅有房屋遗址，还在环绕居住地区的四周，发现大小不同的"护城河"，以及大型祭祀坑和神秘的古陶器、玉器等，被列入国家的探源工程之一。但该遗址尚未出土砖瓦，可能仍处于殷商以前的"茅茨土阶"时期。

屋瓦大约应用于西周时期，东周时期是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建筑发展很快，屋瓦大量使用，巩义西南部的鲁庄镇桑家沟及滑城河一带，出现大量的大板瓦，并从地下发现大量的空心砖。巩义地区在周时为"巩伯国"，春秋战国时期为"东周国"，城池建设自不必说，省级文保单位"东周古城"遗址尚在，其房屋的形状，我们只能从芝田采集出土的一件铜彝(应是铜楼)上来分析:呈三层楼式结构，底层封闭，二层有窗，顶层无窗，楼顶中上加有一层一脊四重脊式过洞通风建筑，三层楼顶四重脊及戗兽明显，重脊檐下甚至有墀头外挑斗拱状建筑构件，高约16公分，长方形，宽约10公分，底层、二层高、三层及顶上局部建筑较低，可以说是周代巩义地区建筑的生动模型。

无独有偶，上世纪90年代在市区电业局出土的汉代三层陶楼，可以说与周代铜楼异曲同工:该陶楼长49公分，宽17.5公分，高39.5公分。底层就是封闭状，但外部有方形支柱8根:前后各三柱，两山各一柱，并有原始斗拱状支垫柱头(栌斗)于房檐之间。一二层均为外廊式，前后各有3根立柱与垫石和原始斗拱(栌斗);二层前后还开有十个窗户，且两山西侧有人字形踏步胡梯可上三层;三层是亮式大厅，前后左右都有大窗户，前后窗户稍间大，明间小，两山一侧有大窗，而另一侧二层胡梯对应之上层则有一方形三出形大门，门上印有五个"五铢钱"印痕，可能象征富贵或者金库。上中两层房顶是典型的汉代建筑，筒瓦下覆，顶层一正脊四戗脊，无兽与其它饰物。十分清楚地体现出巩义市汉代建筑的模型。另外，在其它许多镇，都出土有汉代陶屋、陶灶、陶井及陶厕与猪舍的相合陶器

时间到了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河洛人继承洪沟先族们的智慧，率先进入固定居住的原始农业部落。在涉村居住的原始人群(铁生沟人)，率先把野生的谷类(即"汪汪狗"草)用人工培育成比野生的"汪汪狗"产量高的多、半野生的谷子，即是今天的中外考古专家们，也为此惊叹不已。他们还会造原始的房屋，制造火候低、器物厚笨的陶器。住在洛水边的"瓦窑嘴"人(在孝义二十里西)还能做精致的薄胎的灰陶，今天的考古学家们都颇为震惊，因为几千年后，居住在山东的"龙山"人，才会做这样的"黑陶"。从河洛及周边同时期的人类遗址看，精致的石磨盘、石磨棒已成了共同的加工食物设备与式样，他们或者是已有了分工，有人掌握专业的制造石磨盘技术，有人掌握制陶技术，各部落之间互相"推销"，以物易物，和谐共存，便有了原始的商品交换。他们还率先创造了用符号表达意思的原始"河图"、"洛书"，使从大西北迁移来的原始伏羲部落亦兴奋不已，在这里学习、吸收、消化，再进一步研究，把这里发明的"河图"、"洛书"发展成先天八卦，也就是伏羲八卦。还有女娲部落也迁到这片沃土，部落之间互相交流，闪烁出原始的文明之光 。

从他们居住的情况看，仍是在洪沟人创造的"土木工程"中缓慢发展:原始的半地窑式:有一座房屋和三个窑穴。房基圆形半地穴式，直径2.9米，门向北通道口有石阶三级，旁有柱洞两个，地面正中有灶台。窑穴多为圆形，坑壁斜直，底部略小而平坦，出土石斧、石锄、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尤其长条形的石锄，刃部有使用痕迹，是同时期裴李岗文化中少见的农耕用具。中、澳、美三国联合在巩义作部落调查时，还在涉村、夹津口一带发现了古人类培植的半野生谷子。这一切说明，铁生沟人不仅已完成"土木工程"的居住雏形，并开始了安定的农业生产。洪沟人的"土木工程"是用木掘洞或挖地穴，真正在建筑中使用土、木材料的就在距今七八千年的铁生沟文化中已经完成。

到了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河洛人把原始的穴居改进的更完美:从休水上游的赵城仰韶文化遗址看，他们的房屋已有大、中、小三种类型。在背风向阳的休水北土坡二级台地上，分布着比较密集的原始土木建筑:较小的住址是未以专门防潮处理的地坑和杂乱的遗物、石器、陶器及烧过的残骨;中等的土木建筑房子的顶部已无迹可寻，但地穴挖的比较规矩、平整，四周有排柱并列，充以落叶杂草，外部抹泥，地坪好像用当地的烈姜细粒粉与黄土混拌、夯实并经过烧烤除湿，后来的人喜欢称它是最原始的"水泥"，至今仍非常结实，有的中间还有"火坑"。另外，在这些木骨泥痕建筑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一个直径十多米的圆形房屋遗址，可惜被破坏严重，仅从中拣出一些彩陶片和残石器等。在遗址西部发现有"城墙"遗址，有人说赵城村名就是根据这些城墙而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尚有二三尺高，后来当地种烟叶、建烟炕时地表城墙已全部被扒掉。赵城遗址较大，当时出土的并排人骨有几十米长，还有大量的彩陶、红陶、夹砂陶及石器半成品、成品等等，受到国内外专家重视。显然赵城遗址已超出了《易经》所记载的"上古穴居而野处"的情况，已有了较为先进的居住环境，"土木"之功已经开始向全新的阶段迈进。夯土墙的出现，说明人们居住环境已开始由地下向地上发展，从穴居到木构，先祖们经过了漫长的时期与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