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重于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出发的渠道机会主义治理机制研究相对忽略了渠道权力理论，对不同渠道权力结构的治理机制选择及其对机会主义的治理效应研究还存在诸多盲点。本项目从渠道权力理论出发，采用深度访谈、内容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结合结构方程模型、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探讨渠道权力非对称对机会主义治理机制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⑴探索渠道权力非对称下交易风险与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⑵检验渠道权力非对称结构对治理机制的选择影响，并比较供应商权力占优与分销商权力占优两种不同的渠道权力非对称结构对治理机制采用的异同；⑶检验治理机制对渠道权力非对称结构的机会主义，尤其是渠道双边道德风险的治理效应。本项目不仅从理论上揭示渠道权力非对称对治理机制的影响机理，还从实证中探明渠道权力非对称结构下治理机制的采用及其对机会主义的治理效应，补充与完善了经济学视角的渠道治理机制理论。 2100433B

世界各国因行政体制、历史沿革、自然地理、环境特征等不同，形成水治理体制机制复杂多样，且往往与资源环境治理体制互相交织。在研究讨论水治理体制时，往往存在对国际经验随意裁剪、做简单化取舍、水和水资源概念混用、管理组织和机制不分等问题，导致一些发展演变趋势和内在规律难以厘清。

《水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分析了国际水治理机制体制经验，对我国水治理体制的概念、内涵、阶段特征等进行了研究，做了理论分析，得到了一些初步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供大家参考借鉴。

水既表现为单纯的H20本身，很多表现为水环境介质和水生态载体，具有资源特征、环境特征、生态特征，是生产之要、生命之源、生态之基，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和生态属性。治水的目标也表现在防治水旱灾害、合理配置和开发利用水资源等社会经济功能的管理，也表现为保护和改善水环境质量、维护水生态系统等自然生态功能的管理。

正是这些复杂的多种内涵、多种特征、多种属性，使水治理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我国现在多部门分工负责的治水体制，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推进水的多重属性发展和功能管理。但我国水治理职责过分交叉破碎，且权责不对应、不匹配，对山水林田湖系统保护不足。从国际趋势和客观规律来看，首先，基于治水目标导向的变化和新时期新形势新要求，应从过多关注经济价值开发转型为很多多关注自然生态环境的系统保护监管。

其次，国际上日益强化综合管理。国际上流域委员会的形式，往往是高层理事会、协调委员会、多元共治协会（包括相关方和专家、民众代表）、执行机构（如英国水管局、法国企业化运作等）。而且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大部分国家流域委员会归环保部门监管、领导。这些委员会在理论上遵循的是综合管理机制（comprehensive management）而非一体化管理（integrated management），且综合管理在区域流域上均有不同形式（如美国国家环保局10个大区、州级地区水资源质量控制分区等），不能将分权决策的流域区域综合管理等同于流域委员会机构一体化管理。

消费会影响生态环境。统计表明，目前中国居民生活消费对环境的影响在废水、COD排放量方面已超过了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未来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扩张，中国居民消费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必然愈将严重。因此迫切需要研究消费对水环境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政府治理环境的政策性手段可分为管制手段、经济手段和教育手段三大类，但在市场经济下，经济手段是根本手段。本项目集中研究生活消费对水环境的影响及其治理的经济手段，在对经济手段进行理论分析和对居民水消费进行实证调研基础上，借鉴欧盟国家等利用经济手段治理环境的经验，提出中国治理生活消费对水环境影响的具体经济手段（包括税收手段、收费手段等）及其政策方案。本项目的意义在于：①为政府在消费领域环境经济政策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②为中国用经济手段治理因生活消费引起的水污染提供决策参考。③经济手段与治理环境的技术手段相匹配，改变消费者的利益预期，促使消费行为环保化，从源头治理环境。 2100433B

构建公司治理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它能有效地改善公司治理状况，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对公司治理效率的研究可以从治理机制的组合状况和治理收益与治理成本的比较这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从治理机制的组合与配置的角度来看，公司治理机制是各种治理机制相互有机组合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在既定的法律、经济和市场环境条件下，各种治理机制是否达到合理组合成为决定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如果我们把追求的治理目标(股东利益最大化)看成是一种效用目标，则公司治理体系的效用可以表示成各种具体治理机制的函数。然而公司治理体系的效用并不是体系中各种治理机制的简单相加，在不同的法律、经济和市场环境条件下，各种治理机制要素发挥的作用和贡献度是不一样的而且，有些治理机制之间还存在着冲突。这就意味着一个公司治理体系并不是包含的治理机制越多越好。在经济学中有“帕累托最优”这一表示资源配置效率的概念，这里也可以用在衡量公司治理机制上面。如果在一个公司治理体系中，不能通过改变各种治理机制要素的组合，使得至少一个利益相关主体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同时又保证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效用水平不会下降，那么我们就称这个公司治理体系具有帕累托治理效率。

从治理收益与治理成本对比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治理体系的构建还是治理机制的运行，都需要花费成本，当然，也应该取得收益(比如，减少了企业的代理成本，提高了企业的价值等)，我们称之为治理收益。治理成本是指在一定的公司治理体系下发生的与公司治理活动有关的所有成本，包括代理成本、激励成本、决策成本和治理体系的维护成本。代理成本是指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代理人的担保支出以及剩余损失的总和。剩余损失是指由于代理人的决策和委托人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之间出现偏差而导致的效用水平的下降。激励成本是指委托人支付给代理人的货币性报酬与非货币性奖励的总和，包括薪酬、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等。决策成本包括开会讨论、董事会讨价还价等发生的成本。治理体系的维护成本指维持公司治理机制运行所发生的支出。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考察，可以认为最优的公司治理效率是以最小的治理成本取得最大的治理收益。我们可以用治理收益与治理成本的比值来衡量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比值越大，表明公司治理效率越高，反之则表明公司治理效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