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先例的运用
当开展一个建筑工程活动时，对于设计者来说，研究若干个著名的，权威的同类建筑实例或相关作品是司空见惯的。这些权威的例子，或曰“先例”，对认识建筑类型的一般特征有指导意义，并且有助于找到成功的设计办法。仿造不是目的；不是为了再一次创造已被建筑进步所纪录的成果，而是要从一定的技术水平出发，再往里充实一些内容。采用某个特定的先例的做法，是可能有几种目的的，最常见的是类似的组织策略、合适的技术系统、历史模式，和形式的寓意。简言之，这些是组织性，技术性，历史性，和形式的先例。先例是我们研究建筑史，阅读建筑刊物的主要原因。先例也形成了设计的连续性，使之成为了稳定的进步过程，而不是零星的几个天才的发明创造。
设计者使用先例来明确他们眼中的探索建筑策略的正确途径，搜寻先例来自他们最初的项目调研，或是历史知识和专业经验。另外，他们还试图通过认识早期作品的优势与缺陷来降低风险，避免无谓的错误设计过程。来自这些先例的，最后被采用的特别元素或设计想法，还要依赖于这些例子与设计者对要解决的问题的理解的一致程度。换句话说，设计者是通过在已被论证的建筑作品，和正开展的工作之间进行类比来应用先例的。
彼得·柯林斯把恰当地将使用建筑先例，比作了法律判决时使用先例的情形，他注意到两个学科都依赖于对过去积累的经验的认同，和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定义的“非个人的，世代相传的积淀”。在法律系统中，用于相似法庭判决的先例，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只要它未被上级法庭所否定。在建筑决策中，使用先例大多数时候是主观的，可以更具创造性。然而，即使在最主观的层面上，用来激发正确设计途径的想法也必须和具体业主、项目的特殊要求相融合。无论设计者选择认同什么层次的先例，依靠积累起来的判断，总比为每个工程完全重新创造一套建筑思想要切实可行。
从先例中得出的教训和灵感，必须在这些积累的经验酿出果实之前被设计者完全理解。简单地拼凑一些感觉上怡人的元素，就等于不假思索地抄袭，这也是对业主利益的损害，对先例建筑的亵渎。要正确地运用先例，设计者必须认识到，什么方案能确确实实地满足业主、用地、气候、和文脉的要求。必须冥思苦想，才能做出创举。另外，特别是在从先例完成后已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情况下，有必要审视一下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契机，这既包括建筑建造工业的进步，也包括业主在当时采用的先进技术。
原创性是另一个鼓励设计者变换应用先例来适应当前建筑问题的动因。根据不同的建筑意向，各方案对独特性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卢浮宫曾在1625～1750年间经历了不同建筑师的数次扩建，却都没有偏离皮埃尔·莱斯克特的初次设计意向太多。在这个例子中，现有的文脉和稳定的建筑技术要求以统一的风格来实现单一庭院周围的建筑的和谐丰富感。在另一个时代，以对比的方式建造房子来反映当代的文化与技术已成为时尚。贝聿铭优美的玻璃金字塔，作为卢浮宫庭院下方的博物馆的入口，就是这种策略的一个赫赫有名的例子。
当然偶尔地，新建筑也能以独特的建筑形象出现，并建立一个新的设计先例。水晶宫(约瑟夫·伯斯顿，1851年)经常被当作这样的例子引用，因为它使用了新的建造技术，并且作为国际展览馆，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埃罗·沙里宁，1961年设计的位于杜勒斯的联邦政府飞机场，是另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第一个单独为喷气式飞机设计的设施，也因为沙里宁使用了可移动的运输廊，而不是大厅和飞机跑道。但无论这些和其他例子显得多么权威和原创，在早期的实验作品中也还能找到它们的影子。例如，伯斯顿早先的大温室设计和他的铁路建设经验对于水晶宫的技术和成功是极其重要的。在杜勒斯飞机场的例子中，有一个团队和沙里宁的进行了合作。他们在许多飞机场进行了调研，测量，甚至测出了步行者的行走距离，之后才采取了用汽车将旅客送至飞机的欧洲模式。
通过采用以被论证的，建成的作品来发展改进成功的设计策略，对于建筑上的这种借鉴先例之举，除了在法律层面有相同做法，在科学方法上也有相似的情形。科学家，和律师、建筑师一样，把自己视为在各自学科的进步过程中的一个贡献分子。罗伯特．墨勒(1967年)把这个过程形容为：“科学，就是不断地将头脑中的猜想，与它要证明的现实相比较；艺术把新的想法建立在旧的上面，却不反对旧的。”当然，建筑的科学模型，是和把建筑师当作艺术家的想法相矛盾的，然而，艺术领域却很少重复已经被证明的，有重要意义的成功作品。继伯斯顿的水晶宫之后，有许多做玻璃盒子的追随者，但没有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会用画一罐子桃子的方式，来继承安迪·威尔赫的“汤罐像”的贡献。使用先例，是建筑奋斗的一个方面，可以被视为与理性的科学方法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在这里，先例不是用来论证建筑方法应完全转向科学推理的。恰恰相反，加成逻辑式的设计方法，就是将用于探索建筑可能性的理性思考累加在一起的形式。另一方面，推理的逻辑通常被视作是，排除设计可能性，直至剩下一种可能性的减法的、简化的方法。问题是艺术和科学，建筑学和工程学，都是既需要理性思考，又需要直觉思维的学科。任何努力追求的，创造性、实用性的成功，都是通过愿意而且有能力在工作的不同阶段，采用一切可能的妥当处理方式而实现的。沃尔特·格罗皮乌斯(1935年)曾说，“理性主义，尽管被许多人想象为新建筑的首要原则，实际上还只是新建筑的一种单纯化的手段……除此之外的，人类灵魂得到的美学满足，和物质产品一样重要。”
被建筑师借鉴过的先例，有时会广为人知，并被发表。比如，许多建筑师仍在参考着水晶宫。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所参考的建筑，来了解某些建筑设计中的富有新意的，起控制作用的思想。在其余的像飞行博物馆这样的例子中，建筑师并未明确表示用了任何先例，但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其工程及文脉情况来推理，至少是猜测其设计缘由。
易卜生·尼尔森似乎使用了位于洛杉矶外的，加州花园市的水晶教堂作为其历史先例。两个建筑的技术手段之相似是很明显的：空问框架结构，和高性能玻璃围护控制了两个建筑，并且博物馆展廊的自然光的充足性，再现了已于晴朗、温和的洛杉矶被探索过的问题。
教堂竣工于1980年，而飞行博物馆的设计工作开始于1979年，建设从1984进行到1987年。两个工程最后的相关性在于一个人，维兰特米尔．伯吉，他跟随两个建筑团队做了能量和光照方面的工作。教堂所用的策略，对于博物馆工程的适用程度，是值得研究的，特别是因为西雅图和洛杉矶存在着气候差异。比如，很值得注意：博物馆是机械采暖和致冷的，而教堂使用烟囱效应通过128ft的高度通风，以此取代机械系统。P.60-6321004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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