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利用我国1990—2009年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运用相关计量模型对农用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和林业用地面积与农林牧渔等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通量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用地利用对二氧化碳排放通量的影响始终占据主要位置;建设用地对二氧化碳排放通量的贡献率为正;森林对吸收二氧化碳有着积极的作用,但破坏、砍伐或森林火灾等则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建议在合理、高效利用现有土地的同时,通过加强农地保护和林地抚育,继续增加植树造林等措施来促进我国低碳农业的建设和发展。 2100433B

对于土地利形式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一般认为，其区域土地利用所呈现的一种状态或结果称为土地利用形式。

流域土地利用模型分类

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方法一建立土地利用变化模型。从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涵义及研究内容出发构建土地利用变化模型，是深入了解土地利用变化成因、过程，预测未来发展变化趋势及环境影响的重要途径，也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模型可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1)系统诊断模型

系统诊断模型是深入了解土地利用变化机制的主要手段，可分为两种类型的模型：

①基于经验的概念化逻辑诊断模型，如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概念诊断模型。

概念化诊断模型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定性分析模型，它是建立定量分析模型的基础。概念性机理模型方面，一类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如一般概念性屠能-李嘉图模型(GTR)就是建立在地租理论基础上的。GTR模型对传统的Thunen模型进行了扩展在模型中运用了两种解释变量：一种变量反映了土地利用的区位差异，称为屠能成分，另一种变量反映立地质量(通常是土地的自然条件)，称为李嘉图变量。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ⅡASA)建立的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模型则是以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原理为基础的。模型从基本竞争模型出发，将某一区域的土地利用格局看作是每个土地经营者个体决策的结果。决策者基于土地自然条件为其提供的几种用途选择(由土地的多宜性决定)和体制因素(法律，政策，文化，习俗)对用途的限制，根据各种用途的投入产出函数，挑选获利最大的用途。土地利用的变化可能源自各种用途的可能性发生变化，也可能源于各种用途比较效益的变化。前者可能由于土地政策的放松或收紧，技术进步改变了各种用途的生产函数，或者土地经营者所面对的资源约束(劳动力，资本)发生了变化，后者往往源自各种投入和产出的价格波动。

②基于经验的统计诊断模型，如土地利用变化机制统计诊断模型。

由于土地资源是一个自然．人文综合体，土地利用及土地覆盖变化不仅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且受社会、人文因素的综合影响，仅仅通过直接测量无法充分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因此需要将在一系列时空尺度下的观测结果同经验模型相联系，用一组观察变量(如地貌、气候、土壤、地表质地、地势等自然因素)，结合一组辅助性变量(如统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这样既能提供一个综合的方法来认识土地利用变化，同时也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统计诊断模型的建立为地理相关性预测及土地利用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了依据。如中国农科院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共同开发的中国土地利用变化模型(CLUE．CH)，在不同的规模尺度，通过相关和回归分析，找出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土地利用的变化情景；经验性诊断模型往往能将模拟结果直观地反映在地图上，为未来土地利用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但该类模型缺乏相应的理论背景，更多地依赖以往的数据来推测未来土地利用变化的规律，而且在数据选取时常常受数据可得性的制约和模型开发者主观意志的影响。

(2)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包括土地资源的数量、质量随时间的变化，也包括土地利用的空间变化及土地利用类型组合方式的变化，同时也包括未来土地资源需求量的变化。因此，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包括土地资源数量变化模型、土地资源生态背景质量变化模型、土地利用空间变化模型、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差异模型、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土地需求量预测模型，此外还包括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建立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是研究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及未来发展变化趋势的主要手段。

土地利用变化，由于影响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如气候、土壤、植被、水资源与生物多样性等，影响到地球生物化学圈层的结构、功能以及地球系统能量与物质循环等方面，与全球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生态环境演变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可持续性等密切相关。至今为止，有不少类似的研究着力于通过建立模型来探讨土地利用的变化，但真正将土地利用变化与其空间分布相结合，探讨不同尺度上土地利用的时空演变规律的动态模型并不多见。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区划所与荷兰瓦赫宁根农业大学合作，建立的中国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影响模型(CLUS-CH)，属于一种动态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模拟模型，可以说是在LUCC研究领域的一项有益探索。

(3)土地利用变化综合评价模型

由于各类模型所具有的功能不同，因此，将多种模型的优点结合起来构建综合模型用于研究LUcC的驱动机制并进行动态模拟是一个重要方向。这方面，近年来出现的CLUE-S模型是一个较好的代表，它具备同时预测土地利用及土地覆被数量和空间位置变化的能力。

建立模型，还应落实到空间上，即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目前，这样的模型还处在探索之中。像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其它问题一样，最大的挑战来自于问题的复杂性。土地利用及土地覆被变化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驱动因子间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使这种变化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显然，驱动因子一土地利用一土地覆被系统的变化机制不是单一的模型所能刻画的。因此，需要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综合研究。

流域土地利用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自然因素，由于自然因素导致土地的属性发生变化，迫使人们改变土地利用的方式，可认为是被动性的变化，而且变化速度相对比较缓慢；(2)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人们观念和政府政策的转变导致人们对土地产出的种类和数量的需求发生变化，导致土地利用发生变化，可认为是主动性的变化；(3)科技进步，使得人们从科学的角度合理规划使用土地，导致土地利用的变化，可称之为技术性变化，可称之为技术性变化。

土地利用分类分类体系

《关于我国土地利用分类问题的讨论》一文中提到三种分类体系：(1) 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2) 土地资源/ 土地覆盖分类体系; (3)土地利用类型与土地资源/土地覆盖类型相结合的综合分类体系,常简称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分类体系。

Rind D & Hudson R

在Land Use一文中指出了形式分类标准。他认为土地利用分类应反映人类对土地利用改造的形式, 反映土地利用本身的内在自然特征。据此, 一般地将土地利用分为: 林地、草地、水域、建筑、开阔地、石山、冰川、沙漠等, 并按形式继续分为亚类, 甚至更详细的级别类型。如:建筑用地类型可以分为: 高层建筑、低层建筑、道路、开阔地等。

Mather A. S

在Land Use一书中提到了土地功能分类标准。强调土地利用分类依据不同地域单元上的人类活动, 即土地利用地域单元的功能或用途。Clawson 和Stewart 定义为主导的人类和土地相关的人类活动。由此, 可先将土地分为已利用土地和未利用土地两大类, 在已利用土地中根据土地利用部门分出第二级十类, 即种植业用地(耕地)、园艺和园林业用地(园地)、林业用地(林地)、畜牧业用地(牧草地)、交通用地、居民点用地、独立工矿用地、国防用地、娱乐旅游用地、渔业用地等, 然后每一部门用地还可分出第三级。

Burley J

在Land use and land utilization一文中提到综合分类标准的概念。实质上, 这个标准是模糊了功能和形式的区分, 代之以土地覆盖(Land Cover) 的概念。1961 年Burley 提出土地覆盖是指由人工建设和各种植被对土地表面的覆盖 。在分类运用中, 许多研究者便同时考虑功能和形式, 一般不加区分, 逻辑性较差。如美国70 年代地质调查时拟定的土地利用调查分类系统, 分9个大类、37个亚类, 其中大类为: 城市或建设用地、农用地、牧地、林地、水域、湿地、荒地、冻土、多年积雪或冰。

左大康

在《现代地理学辞典》中提到：土地覆盖/土地利用(LC/LU)分类是随着遥感技术发展而出现的针对土地分类的新概念。土地覆盖侧重于土地的自然属性,是被自然营造体和人工建造物所覆盖的地表诸要素的综合体的反映,遥感影像分类可对所有地表覆盖物(包括已利用和未利用)进行分类;而土地利用则侧重于土地的社会属性,是人类根据土地的自然特点,按照一定的经济、社会目的,采取一系列生物、技术手段,对土地进行长期或周期性的经营管理和治理改造活动。土地利用是一个把土地的自然生态系统变为人工生态系统的过程,是自然、经济、社会诸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过程,土地利用的方式、程度、结构及地域分布和效益,既受自然条件影响,更受到各种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约束,而且社会生产方式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土地利用是土地覆盖变化的最直接和主要的驱动因子。

Antonio Di Gregorio

在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system(LCCS):classification concepts and use manual一文中提到：土地覆盖(Land Cover)是指在地球上陆地表面的各种生物或物理的覆盖类型,包括地表的植被(天然或种植)、人类的建设用地(建筑、道路等)、湖泊、冰川、裸岩和沙地等,主要描述地球表面的自然属性。随着全球变化科学的研究和对地观测技术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土地覆盖的概念进行了深化,对土地覆盖及其特征的含义有了新的理解,土地覆盖不再仅仅被看作单一的土地或植被类型,而是土地类型及其所具有的一系列自然属性和特征的综合体。如地表覆盖的生物物理、生物地球化学特征及生态环境要素与土地覆盖类型是密切相关的,正是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地球表面多样的生态系统及景观,并对地球表层系统(包括大气圈、水圈等)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百科大辞典》

而《中国百科大辞典》对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有更为详细的阐述：土地覆盖是指被自然营造物和人工建造物所覆盖的地表诸要素的综合体，是随遥感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其含义与“土地利用”相近，只是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土地覆盖侧重于土地的自然属性，土地利用侧重于土地的社会属性，对地表覆盖物（包括已利用和未利用）进行分类。如对林地的划分，土地覆盖依据林地生态环境的不同，将林地所处的生态环境的不同，将林地分为针叶林地、阔叶林地、针阔混交林地等，以反映林地所处的生态环境、分布特征及其地带性分布规律和垂直差异。土地利用从林地的利用目的和林用方向出发，将林地分为用材林地、经济林地、薪炭林地、防护林地等。但两者在无多情况下有共同之处，故在开展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常将两者合并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分类系统，统称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分类系统。

土地利用分类用途分类

同时也总结出土地形式分类与土地用途分类的区别与联系：

1、对某些土地，形式分类和用途分类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但实质一样。如：形式分类叫林地，而用途分类叫林业用地。

2、形式分类从土地本身的自然特征着手，反映土地利用本身内在自然特征；而用途分类则根据人类在不同地域单元上的活动来区分土地。简单地说，形式分类偏重于自然属性，而用途分类偏重于社会经济属性。

3、某一形式土地的功能可能不止一种，如：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中的河流水面，其用途有航运、养殖、供水等等，因此用功能分类就不能描述其特性，于是就用形式分类对其进行分类。

4、具有某功能的土地的形式可能不止一种，如：工矿仓储用地中的采矿用地，其形式有露天矿山、砂场、盐田等等，用形式分类就不能概括这一类土地，于是就用功能分类对其进行分类。

5、对于城市地块，土地用途分类占的比例要相对大一点，而形式分类更多用于人类活动影响相对较小的非城市地块。

6、对于土地利用，单纯的形式分类或用途分类都不能很好地阐述土地利用的情况。只有把形式分类和用途分类置于同一体系中，才能对土地利用情况进行很好的诠释。

土地利用分类分类标准

2017年11月1日，经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并实施了新版《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新版标准秉持满足生态用地保护需求、明确新兴产业用地类型、兼顾监管部门管理需求的思路，完善了地类含义，细化了二级类划分，调整了地类名称，增加了湿地归类，将在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中全面应用。

新版标准规定了土地利用的类型、含义，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他用地等12个一级类、72个二级类，适用于土地调查、规划、审批、供应、整治、执法、评价、统计、登记及信息化管理等。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T21010-2017)

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人们为了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的目的，按照土地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采用一整套生物和技术的措施，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整治、保护等一系列的经营活动，统称为土地利用。概括地说，土地利用是指人类通过一定的行为，利用土地的特性，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 。

20世纪中国土地利用研究始于30年代。30～40年代，中国少数农业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者开始从事土地利用研究，如1931～1932年，农经学家张心一的《中国农业概况估计》，即是利用实地调查和农业统计资料，编制了全国耕地类型（水田、旱地）和农作物分布图及统计表，它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农业土地利用研究成果。1937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对中国东部农业地区（不包括东北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出版了《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及图集，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当时土地利用的情况和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地理系的一些学者，在西南地区开展了土地利用调查和制图研究，其中1943年吴传钧进行的四川省威远县山区土地利用调查，1944年程璐进行的四川常寿县水库淹没区和云南省滇池的土地利用调查，浙江大学进行的贵州省遵义县土地利用调查，都代表了40年代中期土地利用研究的状况和进展。

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中国土地利用研究的重点是对一些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开展调查和制图研究。1949～1950年，吴传钧主持开展了南京市土地利用调查与制图研究，利用1：1万地形图进行野外填图，最后编制出版了《南京土地利用图》（1：4万），这是50年代初期土地利用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对后来研究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有重要参考价值。1956～1960年，在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中，吴传钧等编制了1：300万土地利用图，概括反映了黑龙江流域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及分布特点，是编制小比例尺土地利用图的一种尝试。

1958～1961年，邓静中等结合农业地理调查开展了典型地区土地利用调查。如1958年北京市郊区昌平县马池口土地利用与农作物布局调查，1960年山西省离石县城关公社和李家山林牧场土地利用现状调查，1961年湖南省永兴县田青大队亚热带丘陵区土地利用和单、双季稻布局调查，湖北省孝感县卧龙公社蟠龙垸大队平原、湖垸地区土地利用与农作物布局调查。以上调查研究都是以农业土地利用为中心，利用1：5000地图进行地块填图，在分析现状土地利用的基础上，提出调整土地利用的建议 。

196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农业部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协作完成了《中国土地现状区划》研究。本次区划是以如实反映各地区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现实特点作为基本依据，具体包括：①对于热量、水分和土地资源利用的方式和程度；②农业经营方式的特点，如农作制度、畜牧制度；③农业部门和作物结构及生产水平；④当前土地利用存在的关键问题。同时考虑自然经济条件和进一步开发利用方向。以此为依据将全国划分为4个一级区、12个二级区、51个三级区，129个四级区。分区阐述了土地利用和农业发展方向及途径，这是我国第一次全国性土地利用区划研究成果，后来成为进行全国农业现状区划的重要基础。

1973～1978年，在吴传钧主持下，组织全国各地理单位开展了“中国农业地理”丛书的编写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研究中国土地资源合理利用问题。研究中分析了中国土地利用现状的特点，中国耕地、林地、牧地、陆地水域等利用现状和问题，并对宜农荒地资源及开发利用条件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中国北方水浇地分布图》、《中国耕地复种指数图》和《中国土地利用概图》（1∶600万）。其中，《中国土地利用概图》将中国土地资源划分为耕地、林地、牧地、水域、道路、冰川、永久积雪、沙漠、戈壁、高寒荒漠和矿山10个类型，它是我国第一幅全国范围土地利用现状图。

1973～1977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科技人员再次前往黑龙江、内蒙古东部进行荒地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研究，提出了开发利用荒地资源的建议 。

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但是，土地资源不清，利用不当，管理不善，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查清土地资源家底，调查土地利用现状与问题，揭示土地开发潜力，探讨土地合理利用方向和途径，成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210043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