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英俊
地震后，很多建筑师都遇到身份认同的问题。地震把地给震裂了，同时也把这个社会震了一条缝，前所未有的开放状态让他们成为灾区重建中一股特殊的力量。在主流体系之外，民间建筑师群体试图将生态环保、地域文化、社区价值重建等理念在乡村实践。正如长期在地震灾区推行协力造屋的台湾建筑师谢英俊所说，“灾难也是一个机会，重建我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想象”。
协力造屋，不仅仅是重建房子
一直扎根四川的刘家琨总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多。地震后，他这里临时充当了信息中枢和组织平台，各地建筑师都在给他发信，想要做点什么，但是总觉得插不上手。“插不上手”好像成了一个焦点问题。“我也能理解现在应急状态下政府的想法——建筑师提交来的图纸是真完美、真漂亮、真没用。”
这其中，台湾地区建筑师谢英俊是个异类。这个扎着小辫，自称成天“装吊车、打墙壁、做鹰架、钉模板、做木工”的建筑师已有10年的台湾震区重建经验，他对协力造屋信心的来源在于：“有1000万名农民等在那里，任何想用工业化大量生产，将农民劳动力与创造力排斥在外的观念与作为，均不切实际。”
“有点失控的乱、失控的拙，逸出手掌奔流而去。”站在地震后的现场，谢英俊总是想起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所指失控的复杂。他认为，四川的重建经验会是全新的，不只是生计或房屋的重建，而是生态等级的重建，也是人际、文化与经济纽带的重建。台湾“9·21”地震后，谢英俊将工作室迁入震中附近的邵族部落，至今已经10年，帮助邵族重建房屋和拯救族群和文化灭绝的危机。去年“5·12”后，他又将工作室搬到四川。
谢英俊总是一身户外装束，背上背包随时准备去现场的样子。这一天正赶上他要去杨柳村，那里有他帮助重建的全村56户人家。杨柳村位于茂县太平乡，是茂县最北的一个羌族乡，是为数不多还保留有羌语的村庄之一。从成都过去有7个多小时车程，但最近路封了，我们只能坐飞机到附近的九寨，再搭两小时汽车过去。
茂县位于地震断裂带龙门山脉以西，相对东部降水量少，为藏羌聚居区。从川主寺到茂县沿途所见，建筑多为穿斗式木结构，砖石砌墙，逐步演化为羌式石寨。杨柳在地震前就是这样一个居住在山坡上的羌寨，经历了一次次向下搬迁，仍将传统的建筑结构和建造技术的民间智慧保留下来。谢英俊说，上世纪这里经历了30年代的松潘地震和70年代叠溪地震，这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大山环抱间，一排排钢质屋架闪着光，勾勒出未来房屋和村庄的模样，就是杨柳了。簇新的工业化材料带着脱胎换骨的新鲜，又与山上古老的羌寨有种奇异的反差。男人们都在钢架中穿梭忙碌，按照熟悉的方式砌上板岩。女人们和老人们带着孩子，充当着劳动力和观看者。整个村子都搬到了山下，在岷江边搭起帐篷。
“谢老师来啦。”村支书杨长清热情地迎上来，身后的劳动场面衬着他自豪的神色。谢英俊多年的乡村经验认为，农房重建的真正权力在村一级，或者说，掌握在村支书手中，乡镇领导未必有决定权。
杨长清说，这次地震时，村民们都在山下劳动，所幸无人死亡，但山上80%的房屋损毁，没毁的也随时面临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危险。当谢英俊去年10月份到这里时，全村已经将地基更改了3次：像棋盘一样，切豆腐一样切成一块一块的。他们对房子的要求：用石头建有羌族特色的房子，家畜集中于村外饲养。而他们参照的效果图就是用照片“拼”的几张打印纸。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的重建方式正与谢英俊的营建体系不谋而合，只是缺乏抗震的结构体。
谢英俊提出了自己的轻钢结构体系。轻钢结构，是国际上主流的独幢住宅结构，普遍认为抗震性能好，但通常非常昂贵。谢英俊将这个结构简化，降低成本且易于装配。建造过程中，强调尽量用本地化、可回收利用或天然降解的天然材料，而少用砖、水泥等制造过程高耗能高污染并且无法回收降解的建材。
“看到样板房搭起的钢架，我们觉得踏实了，觉得它是抗八级地震的。外墙依照用传统板岩砌筑，看上去和我们本地房屋也很像。”杨长清回忆，村民在经过一个上午的讨论后，全体接受谢英俊的方式，推倒重来。
谢英俊重新做了规划，将孤立的房子改成四联户、二联户，留下来更多的道路和活动空间。他给杨柳村描绘了多重的可能性：中间的场子可以办仪式，搞活动，还可以修个羌族特色的寨门。村民们的附加要求是，村子要有一个轴线，对着山头，屋顶以此左右分水，所谓“门对青山”，这一传统始终贯穿在村子的各种仪式中。起架也以他们传统的方式——喊着号子完成。“对于传统，他们并非不重视，甚至是过分坚持了。”谢英俊说。
这套结构体系的建造方式，与传统穿斗木构方式非常接近，对当地村民来说并不陌生。当一个基本的钢架呈现出来时，骨架之外的东西似乎并不需要像村民解释，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赋予其生活经验和智慧。“谢老师，你看我们能不能把楼梯移到外面?这样可以增加屋内面积。”“没问题!”类似的改动随时都会被提出。“我们羌族人人都是建筑师。”杨长清很自豪。
谢英俊已经在四川灾区建了近500套农房，“比在台湾10年建的还多”。但打破乡村特有的食物链并不容易。像杨柳村这样整村组织的是极少数，他们在平原地区就很难进入。前两天谢英俊赶到绵竹的一个村子，连夜抢出样板房钢架，“第二天施工队的人傻眼了，来交涉，但总不能给推倒吧”。
“重建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活动，需要很多劳动力，但问题是灾区民众自己是否有机会参与。在台湾，重建多半被大的承包商和包工头垄断，灾区民众只是等着接收房子。” 按谢英俊的设想，四川灾区的重建如果让受灾群众参与，可以保证他们过渡期的生活，而不是坐等救济金。还可以通过集体参与，让濒临消失的乡村传统得以保存。
这样建立起的小区域的“自主性的建筑体系”，让建筑材料和劳动力本地化，带来的最直接优势是成本。因为就地取材，石头、土等，都可以转换为建材，另外村民自建也省下了请施工队的钱。他算下来，这样自己建每平方米大约400块钱，请工要花500块，而普通的砖混农房要700到800块钱。
这一环保型建造方式更易得到慈善机构的支持，弥补农村金融体系的不足。“比如一栋150平方米的房子，碳排放就减少40吨。我们呼吁这些慈善单位，可以搜集这些减排量做碳交易，当然必须达到一定的量。比如援建1万户，就可以有40万吨二氧化碳，非常惊人。按照欧盟的碳交易价格，平均到每一个农房可以获得5000到1万块钱。”
“我们的方式最易被接受的是砖运不到的地方。”谢英俊说。他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审美，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村民觉得水泥、钢筋、瓷砖才有面子，石头和土不够时尚。“因为建房子是很社会性的，在马路旁边盖房子，太矮了要盖高一点，太高了要盖矮一点。左邻右舍讲几句话，你就做不下去了。在一个村里盖很多房子，其实就是一个群体的作用，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
也正因为如此，谢英俊认为在农村协力造屋才更有意义，重建过程就是重新建立乡村关系的一次机会。“今天大家都要离开乡村，农村的价值崩解了;在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里，对农村的印象只有‘农家乐’。如何以农村为基地来重建新价值、重建城乡的平衡关系?如何让灾区的农村可以保有自主性与社区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