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约计量经济学采用真实数据实证检验理论合约,其关键之一是寻找恰当的数据。在这方面,除计量经济学进行实证检验所面临的共同困难以外,合约计量经济学还有其特有的困难。比如,合约的构成要素之一是风险规避度,用什么指标来代表它就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风险规避度受到能力高低、财富多少、性格特征和心理变化等很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任何一个单独因素都不能完全解释风险规避行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理论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而且,现实中影响激励合约的各种因素总是交织在一起,这无疑加大了实证研究某一特定因素对合约形式和合约性质的具体影响的难度。现在,合约计量经济学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做实验。经济实验能够在有控制的条件下分别展现各单独因素的具体影响。用经济实验获得的实验数据来检验合约理论又属于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economics)范畴。可见,合约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也是交叉的。此外,合约理论提供的抽象模型往往具有复杂的形式,而计量经济学能够检验的模型形式是有限的,如何用计量经济学来检验形式复杂的抽象模型这个问题还有待计量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

合约计量经济学的意义不只局限于实证检验合约理论,而在于推动合约理论的发展。如果合约计量经济学实证验证了抽象的理论合约,那么就确认了合约理论的正确性。相反,如果合约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理论合约不一致,就会推动合约理论的深入研究,结果会产生新的模型,再接受新的实证检验。比如,针对JensenOMurphy争论,Lazear提出了绩效工资制度的功能不是激励(解决道德风险问题)的观点,而是信息识别(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如果再次检验仍然不一致,那么又会推动新的研究产生新的模型。如此反复,合约计量经济学对合约理论的不断否定与肯定,会推动合约理论本身的发展与完善。如Chiappori和Salanie(1997)实证研究发现,理论预测的保险合约与实际并不一致,结果引起后来Meza和Webb(2000)、Jullien和Salanie(2001)等人提出了能同时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保险合约模型。有时候,这种完善与发展是革命性的。如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信任博弈(trust game)等一系列经济博弈实验的结果与合约理论预测不一致,促进了合约理论引入博弈局中人经济因素之外的行为心理因素,认为局中人除了具有自私自利偏好外还有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由此在行为博弈论(behav-ioral game theory)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行为合约理论(behavioral contract theory),而新的行为合约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最后通牒博弈等的实验结果。另一方面,检验抽象理论合约模型的种种特殊要求,如数据的获取、变量的选取以及模型的估计等,也会促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总之,合约计量经济学不仅在抽象的合约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在合约理论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将同时推动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的发展。近年来,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热点,运用合约理论在建立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是,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合约计量经济学研究尚未开展。积极进行实证检验,建立符合实际情况和切实能够指导经济实践的合约激励机制,是合约计量经济学今后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210043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