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和宫殿建筑均为后世所沿用，都城北京和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城南京均得益于明代的规划和经营，清代帝王的宫殿也是在明宫殿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完善而来的。这一时期的都城北京是在原有基础上改建的，建后分为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部分。

明代继续大力修筑宏伟的防御建筑——长城，长城许多重要段落的墙体和城关堡寨都用砖砌，建筑水平达到最高。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边，西至甘肃嘉峪关，长达5660公里。山海关、嘉峪关等著名关城，是中国建筑艺术中独具风格的杰作；北京八达岭段长城、司马台段长城等还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这一时期，建筑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木构架艺术、技术，官式建筑形象较为严谨稳重，其装修、彩画、装饰日趋定型化；装修陈设上也留下许多砖石、琉璃、硬木等不同材质的作品，砖已普遍用于民居砌墙。

明代，中国建筑群的布置更为成熟。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是善于利用地形和环境形成陵墓肃穆气氛的杰出实例。

此外，此时江南官僚地主的私家园林建设非常发达，明式家具也闻名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风水术在明代已达极盛时期，这一中国建筑史上特有的古代文化现象，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明朝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明初，经过约半个世纪的整顿吏治、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各类建筑的发展。首先是南北两京(南京、北京)和大规模宫殿、坛庙、陵墓和寺观的建成，如两京宫殿、十三陵、天坛、南京大报恩寺、武当山道教宫观等，都是明朝有代表性的建筑群。曲阜孔庙也在明朝中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明朝另外两大工程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城堡体系和万里长城，以及东部沿海的防倭城堡体系。明初，蒙古势力虽然退居漠北，但仍力图复辟，不断伺机南侵。明朝迁都北京后，又三面邻近塞外。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御驾亲征中被蒙古瓦刺军俘获，引起京城危急，朝廷惊慌。北方之敌成了明朝的大患，因此，终明之世，对北边防卫极为重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修筑了一条延亘五千余公里的长城，并分九段地区设置重兵防守，统称“九边”。沿着长城一线，还修筑数以百计的城堡和数以千计的墩台和烽堠，组成一个点线结合的完整防御体系。危害于东南沿海的倭寇源于日本海盗，以明初洪武间与明中叶嘉靖间为患最烈。为了消除倭患，明朝政府在南起广西钦州湾北至辽宁金州湾的漫长海岸线上，设置了五十三座卫城和一百零三座所城，其间尤以浙江、福建两省最为密集。这一百五十六座防倭城堡组成了明朝的东方防卫体系，有力地遏止了倭寇的进犯。

明代的地方建筑也空前繁荣，各地的住宅、园林、祠堂、村镇建筑普遍兴盛，其中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诸省最为突出，直到今天，这些地区还留有众多的明代建筑。明代中晚期，各地的造园活动出现一个新高潮。江南富裕地区的村镇多进行了有计划的建设，出现了许多环境优美、设施良好的优秀村镇实例。它们一般都有高质量的道路、桥梁、标榜本村杰出人士的牌坊、作为宗族联系纽带的祠堂、教育子弟用的书院，以及公共使用的风雨桥、路亭、戏台、庙宇等建筑。

明朝在建筑技术上的进步主要有：第一，砖的生产技术改进，产量增加，各地建筑普遍使用砖墙，府县城墙也普遍用砖贴砌，一改元代以前以土墙为主的状况。此外，还创造了一种用刨子加工成各种线脚作为建筑装修的工艺，称之为“砖细”，通常用作门窗框、墙壁贴面等。与之同时，砖雕也有很大发展。第二，琉璃制作技术进一步提高。琉璃塔、琉璃门、琉璃牌坊、琉璃照壁等都在明朝有所发展，琉璃瓦在各地庙宇上普遍使用，色彩品种增多，中国建筑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特点已达到成熟阶段。第三，木构架技术在强化整体结构性能、简化施工和斗拱装饰化三个方面有所发展。例如宋代常用的用一层层木构架相叠而成楼阁的方法，被贯通上下楼层的柱子构成的整体式框架所代替；柱与柱之间增加了联系构件的穿插枋、随梁枋，改善了殿阁建筑结构；斗拱用料变小而排列越来越丛密，等等。这些都使明代建筑的面貌产生了与宋代建筑的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