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俑曾经在古代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丧葬习俗的变化，逐渐被“纸扎”所代替。自两宋以后，用俑随葬的现象逐渐稀少，艺术水平也日渐下降。

明代的墓俑雕塑主要制作材料为木或陶。木俑不易保存，所以后人发掘所得的木雕大多损朽，严重丧失其艺术价值。而陶塑的保存则比较完整，除非人为损坏，一般都能从中体察其原貌。河北省阜城县嘉庆明墓比较有代表性，除陶质俑人外，还有体现墓主人生前生活场景居室、厨房等；另一处明时期墓俑，为西安五十年代所发现，其雕塑风格真实生动，反映了当时日常生活中的形象。明代的俑，尺寸较小，制作也不甚精细。但一般说来，人物姿态神情不失生动之处，各种人物的身份、职务等特征，也颇为鲜明。有些木雕俑，刀法准确利落，能发挥工具材料的特性并有一定艺术表现力。

清代流行以纸扎明器送葬，随葬俑风光不再，所以尽管清代距今很近，但出土文物中却少见墓俑。偶尔有一些例证能说明清代还保留了一些俑葬的现象，如广东总兵吴六奇的墓葬里就发掘出雕塑精巧的陶俑，有男女仆人、官吏、乐手等。

现存明清时代的仪卫性雕塑数量很多，其中不但包括陵墓石刻，还有一些宫殿或坛庙前的仪卫性雕塑。在宫殿、府第、庙宇及帝王、勋贵陵墓建筑中占有特定地位和具有特殊作用的大型圆雕，是明清时期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这类仪卫性雕塑在全国各地的依存难以计数，以北京最为集中。

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加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建筑技术进步，皇帝陵墓的兴建规模空前壮丽。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南京紫金山），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为中心的明十三陵（北京昌平天寿山麓），清东陵（河北遵化马兰峪），清西陵（河北易县梁各庄西）等。

从这些帝陵中可以看出雕刻者在艺术表达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比如写实性与装饰性的结合，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整体感与细部刻画的协调，造型结构与露天放置的永久性相适应，以及距离和不同角度的艺术效果的考虑等。但是与汉唐时期比较，这些雕刻缺乏生气和力度，有些形象呆板僵直，头颈、躯干四肢有拼凑之感。造型往往在局部精雕细琢，疏忽了大体积感和坚实厚重感，造成软弱和琐碎之流弊。

明清帝陵的兴建给大型石雕艺术提供了契机，却由于当时典章礼仪的规制，陈陈相因的布置格局，严重的制约了雕刻者的艺术创造性。明代的神道雕塑水平明显高于清代，造型写实，手法简洁，但威严的气势尽失。在整个中国雕塑史上，清代的陵墓雕塑已经是尾声了。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和封建制度行将衰亡，陵墓雕刻每况愈下，从而结束了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发展历程。

明孝陵

明十三陵

昭陵

能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特征并和广大群众在精神上保持较多联系的，是被称作案头摆设的小型装饰雕刻。从制作材料可分为木雕、泥塑、陶瓷塑、砖雕、竹雕、玉石雕、骨角牙雕和果核雕等多种。其中如福建德化窑的瓷塑，广东石湾窑的陶塑，江苏嘉定、南京的刻竹，闽南、粤东的潮州木雕，无锡、苏州、天津的泥塑等，都有出色成就和独特风格。这类小型雕塑品具有朴素大方、明朗健康、单纯简洁而耐持久观赏的特点。从题材内容上看，虽然有些是取材于宗教的，如观音菩萨、罗汉、达摩、寿星、八仙之类，但它是作为群众所熟悉喜爱的带有传奇色彩或具有某种优良品性和神异力量的艺术典型而加以再创造的。更大量的则是取材于当时广为流行的小说、戏曲或者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也有不少是来自群众所熟悉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界的。它们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理想和愿望。

佛教雕塑除继承唐宋以来造像风格而有所变化者外，一部分作品则融合了西藏□嘛教雕塑样式，还有一些则完全是□嘛雕塑样式。其中尤以清朝官府主持修建的寺庙里的佛、菩萨、明王等形象最为显著。小型鎏金铜佛、菩萨像几乎全是□嘛教造像样式。清代编纂的《造像量度经》便是以□嘛教造像为标准的。明清佛教雕塑有不少生动而有特色的创造，如北京大慧寺的二十八诸天塑像（正德八年，1513），山西省太原市崇善寺的千手千眼观音等3身菩萨像（1383～1391）， 陕西省蓝田县水陆庵塑壁（1563～1567），山西省平遥县双林寺的天王、力士等。这时期盛行在寺庙中塑罗汉像、建罗汉堂，或塑十八罗汉，或塑五百罗汉，虽然它们仍是宗教礼拜的偶像，但工匠多凭自己的生活感受，发挥艺术想像进行创造，因此，对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山西平遥双林寺、四川新津观音寺、陕西蓝田水陆庵、广州华林寺、云南昆明筇竹寺及湖北武汉归元寺等寺庙罗汉像，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当然也有不少公式化、定型化的倾向，如北京香山碧云寺、河北承德罗汉堂及苏州戒幢律寺等处的罗汉像。

明清雕塑双林寺彩塑

明清道教雕塑保存不多，但山西省太原市晋祠水母楼的侍女塑像（1545）、陕西省三原县城隍庙的侍女塑像（明）、西安市东岳庙的侍臣（清）、湖北省均县武当山的许多铜铸神像（明清）以及北京白云观的若干泥塑神像，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雕塑艺术的发展水平和时代特色。

明清雕塑陶俑木俑

曾在古代雕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陶塑、木雕或金属铸造的俑，由于丧葬习俗的变化，逐渐被“纸札”所代替。所以，自五代两宋以后，用俑随葬的现象渐渐稀少，艺术水平也日渐下降，明代已系尾声，清初则偶尔一见。明墓用陶俑、木俑随葬者虽然为数甚少，但每座墓葬用俑的数目却往往很多。如山东邹城明鲁荒王朱檀墓（1389）、四川成都明蜀王世子朱锐□墓（1410）、贵州遵义播州土司杨□墓（1440）、江西南城明益庄王朱厚烨墓（1557）以及河北阜城廖纪墓和河南陕县王韩墓（1577）等贵族或官僚地主的墓葬，随葬的陶俑、木俑，少者数十，多者数百。据《明史·礼志》载，开国功臣常遇春安葬时，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赐大量木雕的明器──乐工、仪仗、女侍、武士门神等。今所见各墓出土的俑群中也有众多的奴婢、成行的伎乐人、浩浩荡荡的仪仗队、排列在公堂内外的衙役以及厅、堂、楼、阁、亭、坊建筑模型甚至赌具、刑具等。这些俑在明清雕塑中不占重要地位，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比较真实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若干侧面。

明蜀王世子墓出土击鼓乐俑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紫金山明孝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县天寿山南麓十三陵、位于安徽凤阳的皇陵（朱元璋父母的陵墓）、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的清东陵、位于河北省易县梁格庄西的清西陵、位于辽宁省新宾县的永陵、位于沈阳的福陵和昭陵等陵墓，地面上都有大量的雕刻。陵前的神道两侧多设有左右相对的人物、动物雕刻行列。明十三陵共用一条神道，长1200米，两侧有明宣德十年（1435）完工的石狮、獬豸、骆驼、大象、麒麟、骏马、武官、文官、勋臣等18对，皆用巨大的整石雕成，风格写实，尚简朴，不追求华丽。清孝陵神道两侧石雕共18对，是清帝诸陵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者，其他帝陵，多数也有数量不等的雕刻行列。清孝陵神道最南端的六柱五间十一楼的石牌坊，气势颇为雄伟，柱础上浮雕云龙及瑞兽皆庄严华丽。清陵停放棺椁的地宫内也有不少雕刻。清裕陵地宫雕刻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地宫全部采用石结构拱券式，4道门的8扇石门上，每扇均雕有一身高1.5米，姿态各异的立式菩萨像，线条清晰流畅。第一道石门内门洞两壁雕刻与真人等身的四大天王坐像，手中各持法器，威武、雄壮，明堂券之券顶刻五方佛，穿堂券内两壁刻五欲供，券顶雕24身佛像，容貌端庄。地宫主体的金券顶部雕刻三大朵佛花，花蕊由梵文和佛像组成，周边有花瓣24个，东西壁上各刻一尊佛像和八宝图案。地宫四壁墙上还满刻字体端正的藏文和梵文经咒3万余字。地宫建筑与雕刻极为统一。

十三陵石狮之一

根据明朝规制，凡死后封王者，墓前应有神道碑、文臣、武将、石虎、石羊、望柱等石刻。现存南京近郊的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等墓前尚有石刻，与明史记载相同。

以北京故宫为代表的明清宫廷建筑雕刻，多以龙凤为主题。天安门前明代的华表，以多种雕刻手法雕造，华表柱身缠以浮雕龙纹，柱头横贯透雕云朵，顶端为莲瓣石盘上的圆雕“坐吼”，下面围以龙纹栏板和饰有狮子的望柱，整个石华表浑厚挺拔。御花园钦安殿的龙凤纹御路石、踏垛石以及栏板也都是明代工匠的作品。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三台玉阶雕刻装饰华丽，特别是保和殿后巨大的九龙戏珠御路石是清代宫廷建筑雕刻中的代表作品。琉璃雕塑作为明清建筑装饰被广为采用。山西省大同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代王朱桂（朱元璋第十三子）府前的琉璃九龙壁及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建于北海的双面起突的九龙壁以及故宫皇极门前的九龙壁，都以龙的变化多姿、色彩的绚丽而著称于世。山西洪洞县明代的飞虹塔（通高47.31米），塔身内部用青砖砌成，外部以五彩琉璃砖瓦包砌，各层塔身均有丰富的琉璃佛像、菩萨、金刚力士、塔龛、蟠龙、鸟兽以及各种动植物图案花纹，整个塔身色彩斑斓，保存完整。大型圆雕如北京天安门前的石狮、故宫太和门前的铜狮（明或清初造）、山西省太原市崇善寺及文庙门前洪武（1368～1398）年间的铁狮等也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各种制度已经相当完备。两朝跨越了600多年的时间，国家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因而用于陵墓、寺庙、道观建设的雕塑需求很多，现有大量的实物存世。明清两代雕塑虽仍沿着古代传统发展，但作品大多面貌单一，式样多模仿前人或用固定模式，缺乏创造性和内在生命力。雕塑创作不复有汉唐时期的雄伟气势，而呈现衰微之势。

皇家的仪卫性大型雕塑缺乏创造，逐渐走向定型。其中的陵墓雕刻与宗教雕塑，特别是在朝廷官府直接控制下所产生的作品，规模大，材料贵重，制作精细，但大多缺乏创造性和生命力。宗教雕塑在缺少内在信仰的状态下，显现出缺乏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程式化倾向，以平庸水平者占据大多数。儒、释、道三教建筑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加扩大了施工规模，所供奉的偶像也更加复杂化。自宋代，建筑上的装饰逐渐出现了较多的彩绘，元代的建筑构件装饰以木雕或砖雕为多，而这些方法在明清两代达到高峰。但是与此同时，石窟艺术却走向衰退和凋谢。由于明代中期以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活跃，世俗性的案头小件雕塑和附着于民居建筑、家具器物上的装饰雕刻往往不受陈规限制，面貌各异，有着突出的成就，是明清时期雕塑艺术的一个亮点。

就总体艺术风格而言，明清时期的宗教雕塑作品多趋于程式化，世俗雕塑多趋于装饰化和工艺化。

木雕、竹雕方面自明代就人才辈出，代表人物为“嘉定三朱”，即朱鹤、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的技艺在当时就很著名，清代更是涌现出一些名手，所雕刻的人物、花鸟等题材，无一不精。

清代得以留名的雕塑家较多，如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的作者黎广修，供职于宫廷的竹雕家封锡禄、沈尔望、周颢等人。还有如天津“泥人张”一家。但大量默默无闻的民间雕塑艺人还是得不到社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