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对从宏观的角度和战略的层面对国家或地区未来土地利用的全局性、长远性的总体谋划, 反映的是国家在土地利用上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规划的依据是现有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分布和配置状况，务使土地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不因人为的原因造成浪费。

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家将土地资源在各产业部门进行合理配置，首先是在农业土地规划与非农业之间进行配置，其次在农业与非农业内部进行配置，如在农业内部的种植业、林业、牧业之间配置。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还明确规定：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因此，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使用土地。土地利用战略研究是指在综合分析土地利用内外环境的基础上，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的指导下，依据所拥有的土地资源科学制定土地利用战略，全面指导土地利用的发展方向，是对国家或地区土地利用全局性的、长远性的、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总体安排和部署。土地利用战略研究在土地利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按照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要求，合理地确定土地利用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方针，是规划中首先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战略研究的目的是科学制定国家或地区的土地利用战略，全面指导未来土地利用，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改进。是土地规划的指导思想和组成部分。土地利用战略研究是凸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战略性的必然要求。

确定土地利用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方针必须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一般主要依据有：区域土地及其相关资源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区域生产力的布局；保障人民生活与社会安定的需要等。

土地利用战略研究是凸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战略性的必然要求。土地利用战略研究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和解决当前土地利用问题。土地利用战略研究是土地政策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前提和基础。土地利用战略研究为科学发展观指导土地利用实践提供了根本保证。

土地利用基本方针是为实现土地利用战略目标所应遵循的方向的指针。方针一般是定性的、抽象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确定土地利用基本方针的依据包括：①“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②“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三要保护环境”的基本原则；③本地区土地资源的优势和土地利用上存在的主要问题；④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制约。 2100433B

流域土地利用模型分类

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方法一建立土地利用变化模型。从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涵义及研究内容出发构建土地利用变化模型，是深入了解土地利用变化成因、过程，预测未来发展变化趋势及环境影响的重要途径，也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模型可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1)系统诊断模型

系统诊断模型是深入了解土地利用变化机制的主要手段，可分为两种类型的模型：

①基于经验的概念化逻辑诊断模型，如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概念诊断模型。

概念化诊断模型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定性分析模型，它是建立定量分析模型的基础。概念性机理模型方面，一类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如一般概念性屠能-李嘉图模型(GTR)就是建立在地租理论基础上的。GTR模型对传统的Thunen模型进行了扩展在模型中运用了两种解释变量：一种变量反映了土地利用的区位差异，称为屠能成分，另一种变量反映立地质量(通常是土地的自然条件)，称为李嘉图变量。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ⅡASA)建立的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模型则是以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原理为基础的。模型从基本竞争模型出发，将某一区域的土地利用格局看作是每个土地经营者个体决策的结果。决策者基于土地自然条件为其提供的几种用途选择(由土地的多宜性决定)和体制因素(法律，政策，文化，习俗)对用途的限制，根据各种用途的投入产出函数，挑选获利最大的用途。土地利用的变化可能源自各种用途的可能性发生变化，也可能源于各种用途比较效益的变化。前者可能由于土地政策的放松或收紧，技术进步改变了各种用途的生产函数，或者土地经营者所面对的资源约束(劳动力，资本)发生了变化，后者往往源自各种投入和产出的价格波动。

②基于经验的统计诊断模型，如土地利用变化机制统计诊断模型。

由于土地资源是一个自然．人文综合体，土地利用及土地覆盖变化不仅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且受社会、人文因素的综合影响，仅仅通过直接测量无法充分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因此需要将在一系列时空尺度下的观测结果同经验模型相联系，用一组观察变量(如地貌、气候、土壤、地表质地、地势等自然因素)，结合一组辅助性变量(如统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这样既能提供一个综合的方法来认识土地利用变化，同时也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统计诊断模型的建立为地理相关性预测及土地利用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了依据。如中国农科院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共同开发的中国土地利用变化模型(CLUE．CH)，在不同的规模尺度，通过相关和回归分析，找出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土地利用的变化情景；经验性诊断模型往往能将模拟结果直观地反映在地图上，为未来土地利用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但该类模型缺乏相应的理论背景，更多地依赖以往的数据来推测未来土地利用变化的规律，而且在数据选取时常常受数据可得性的制约和模型开发者主观意志的影响。

(2)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包括土地资源的数量、质量随时间的变化，也包括土地利用的空间变化及土地利用类型组合方式的变化，同时也包括未来土地资源需求量的变化。因此，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包括土地资源数量变化模型、土地资源生态背景质量变化模型、土地利用空间变化模型、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差异模型、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土地需求量预测模型，此外还包括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建立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是研究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及未来发展变化趋势的主要手段。

土地利用变化，由于影响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如气候、土壤、植被、水资源与生物多样性等，影响到地球生物化学圈层的结构、功能以及地球系统能量与物质循环等方面，与全球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生态环境演变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可持续性等密切相关。至今为止，有不少类似的研究着力于通过建立模型来探讨土地利用的变化，但真正将土地利用变化与其空间分布相结合，探讨不同尺度上土地利用的时空演变规律的动态模型并不多见。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区划所与荷兰瓦赫宁根农业大学合作，建立的中国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影响模型(CLUS-CH)，属于一种动态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模拟模型，可以说是在LUCC研究领域的一项有益探索。

(3)土地利用变化综合评价模型

由于各类模型所具有的功能不同，因此，将多种模型的优点结合起来构建综合模型用于研究LUcC的驱动机制并进行动态模拟是一个重要方向。这方面，近年来出现的CLUE-S模型是一个较好的代表，它具备同时预测土地利用及土地覆被数量和空间位置变化的能力。

建立模型，还应落实到空间上，即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目前，这样的模型还处在探索之中。像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其它问题一样，最大的挑战来自于问题的复杂性。土地利用及土地覆被变化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驱动因子间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使这种变化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显然，驱动因子一土地利用一土地覆被系统的变化机制不是单一的模型所能刻画的。因此，需要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综合研究。

流域土地利用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自然因素，由于自然因素导致土地的属性发生变化，迫使人们改变土地利用的方式，可认为是被动性的变化，而且变化速度相对比较缓慢；(2)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人们观念和政府政策的转变导致人们对土地产出的种类和数量的需求发生变化，导致土地利用发生变化，可认为是主动性的变化；(3)科技进步，使得人们从科学的角度合理规划使用土地，导致土地利用的变化，可称之为技术性变化，可称之为技术性变化。

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人们为了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的目的，按照土地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采用一整套生物和技术的措施，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整治、保护等一系列的经营活动，统称为土地利用。概括地说，土地利用是指人类通过一定的行为，利用土地的特性，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 。

20世纪中国土地利用研究始于30年代。30～40年代，中国少数农业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者开始从事土地利用研究，如1931～1932年，农经学家张心一的《中国农业概况估计》，即是利用实地调查和农业统计资料，编制了全国耕地类型（水田、旱地）和农作物分布图及统计表，它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农业土地利用研究成果。1937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对中国东部农业地区（不包括东北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出版了《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及图集，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当时土地利用的情况和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地理系的一些学者，在西南地区开展了土地利用调查和制图研究，其中1943年吴传钧进行的四川省威远县山区土地利用调查，1944年程璐进行的四川常寿县水库淹没区和云南省滇池的土地利用调查，浙江大学进行的贵州省遵义县土地利用调查，都代表了40年代中期土地利用研究的状况和进展。

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中国土地利用研究的重点是对一些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开展调查和制图研究。1949～1950年，吴传钧主持开展了南京市土地利用调查与制图研究，利用1：1万地形图进行野外填图，最后编制出版了《南京土地利用图》（1：4万），这是50年代初期土地利用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对后来研究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有重要参考价值。1956～1960年，在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中，吴传钧等编制了1：300万土地利用图，概括反映了黑龙江流域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及分布特点，是编制小比例尺土地利用图的一种尝试。

1958～1961年，邓静中等结合农业地理调查开展了典型地区土地利用调查。如1958年北京市郊区昌平县马池口土地利用与农作物布局调查，1960年山西省离石县城关公社和李家山林牧场土地利用现状调查，1961年湖南省永兴县田青大队亚热带丘陵区土地利用和单、双季稻布局调查，湖北省孝感县卧龙公社蟠龙垸大队平原、湖垸地区土地利用与农作物布局调查。以上调查研究都是以农业土地利用为中心，利用1：5000地图进行地块填图，在分析现状土地利用的基础上，提出调整土地利用的建议 。

196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农业部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协作完成了《中国土地现状区划》研究。本次区划是以如实反映各地区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现实特点作为基本依据，具体包括：①对于热量、水分和土地资源利用的方式和程度；②农业经营方式的特点，如农作制度、畜牧制度；③农业部门和作物结构及生产水平；④当前土地利用存在的关键问题。同时考虑自然经济条件和进一步开发利用方向。以此为依据将全国划分为4个一级区、12个二级区、51个三级区，129个四级区。分区阐述了土地利用和农业发展方向及途径，这是我国第一次全国性土地利用区划研究成果，后来成为进行全国农业现状区划的重要基础。

1973～1978年，在吴传钧主持下，组织全国各地理单位开展了“中国农业地理”丛书的编写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研究中国土地资源合理利用问题。研究中分析了中国土地利用现状的特点，中国耕地、林地、牧地、陆地水域等利用现状和问题，并对宜农荒地资源及开发利用条件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中国北方水浇地分布图》、《中国耕地复种指数图》和《中国土地利用概图》（1∶600万）。其中，《中国土地利用概图》将中国土地资源划分为耕地、林地、牧地、水域、道路、冰川、永久积雪、沙漠、戈壁、高寒荒漠和矿山10个类型，它是我国第一幅全国范围土地利用现状图。

1973～1977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科技人员再次前往黑龙江、内蒙古东部进行荒地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研究，提出了开发利用荒地资源的建议 。

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但是，土地资源不清，利用不当，管理不善，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查清土地资源家底，调查土地利用现状与问题，揭示土地开发潜力，探讨土地合理利用方向和途径，成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2100433B

学科：土地科学及管理

词目：土地利用系统

英文：land use system

释文：从系统论观点来看，土地利用就是即所谓土地利用系统。在一块小的单一的土地单元上一般可能是从事一种用途，即单一的土地利用方式形成较单一的土地利用系统。但在一个区域，土地组合的类型较多，利用的方式也较多，甚至同一块土地类型的范围内，或同一块土地类型上的不同部位也会形成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形成复合的土地利用方式。所以在一个一定的区域内，往往出现由功能各异而又相互联系的多种土地利用系统，进而集合而成为复杂的土地利用大系统（major land use system）。 210043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