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苏法（民）发[1990]字第104号关于蒋家正、蒋淑芳与徐文英等人析产继承案的请示报告收悉。

经研究，我们同意你院的倾向性意见，即根据蒋松琴与徐文英结婚后，共同生活时间长达20年等情况，依照我院1984年8月30日《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的规定精神，原属于蒋松琴的婚前个人房产应视为他与徐文英的夫妻共同财产。蒋松琴去世后，应按先析产后继承的原则，把从夫妻共同财产中分出来的属于蒋松琴的那部分作为蒋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各自继承的具体数额，可根据不同情况确定。

司法解释(类别)

夫妻财产制又称婚姻财产制，它是关于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债务的清偿以及婚姻解除时财产的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夫妻财产制度是规范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如何界定夫妻财产制里夫妻财产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这里的夫妻财产既包括积极财产，同时也包括消积财产，积极财产即财产的全部，权利，消积的财产即债务，负担。同时夫妻财产既包括有形的财产，主要表现为实物，也包括无形的财产，如知识产权、股权等财产内容。这些财产随着夫妻身份的确立而确立，随着夫妻身份的消灭而消灭，夫妻财产制集身份法与财产法的特点于一身，是婚姻效力的一项重要法律内容，也是近现代家庭财产制的重心所在。

夫妻财产制与民法中的一般财产关系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夫妻财产制的主体仅限于夫妻双方。只能以具有夫妻身份的当事人为主体，如果男女双方之间不存在合法的夫妻身份，即使双方存在同财共居的事实，其财产关系也只是一般的财产关系，如对于同居期间的财产关系则不适用该夫妻财产制。男女双方如何成为夫妻关系，我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

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从该法条可以看出我国对夫妻关系采登记要件主义，即只有符合婚姻法规定的条件取得结婚证后方称为夫妻关系。在我国实践中还存在着一种例外情况即事实婚姻，对认定为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也按夫妻关系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对事实婚姻进行了界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对同居期间所发生的财产关系双方有协议的按协议，没有协议的起诉到法院的按一般民事案件处理，并根据照顾子女、女方的利益原则，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妥善分割。对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如果一方在共同生活期间患有严重疾病未治愈的，分割财产时，应予以适当照顾，或者由另一方给予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等等。

2、夫妻财产具有人身性和财产性的双重属性，且财产属性从属于人身属性。

如果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妻身份，也就不存在夫妻财产制。因而夫妻财产制在具有依附性的特点的同时，还具有可变性，一旦夫妻身份解除，它也就随之而消灭。

3、夫妻财产制植根于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水平，受制于社会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历史性。传统文化对一国立法的影响，18世纪的历史法学派对此有专门的著述，该派代表人物萨维尼认为，法律是“内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它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通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就像民族的语言、建筑及风俗一样，法律首先是由民族特性、“民族精神”决定的。而在所有的法律中，婚姻家庭法是受一国传统文化因素影响最深的法律，历史上曾继受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立法传统的国家，不管这些国家是属于欧美国家，还是属于亚非的国家，在其财产法已完全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产物或翻版的情况下，其有关婚姻家

家庭的立法却仍然基本保持着本民族的风格。夫妻财产制作为婚姻家庭法的组成部分,在选择其财产制的形式时,就不能单纯从立法技术上考虑,而必须与一国的历史相联系起来。基于此，各国虽然理念大体一致，但适用的财产制形式却大相径庭，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国传统文化的不同。2100433B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7年3月7日关于王棣华等人与王庆贞、朱亚英房屋继承一案的请示报告已悉。

据你院调查，王棣华等人与王庆贞、朱亚英诉争的房屋，原系王镛、王庆贞、王守瑜母亲的奁产，后被王镛舅母出典，1937年由王镛出资回赎，1947年办理了过户手续。1950年8月，杭州市人民政府给王镛颁发了房产证，但该房一直由王镛之妹王守瑜使用、管理。1956年3月，王镛在其妻孙跃文未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个人书写“赠与书”和“房地产让渡证明书”，连同房契和个人印章一并交给王守瑜（未办理过户手续）。1960年、1963年，王镛夫妇相继去世。1981年11月，王守瑜在联系出售该房时病故。当月，王庆贞之女朱亚英以1250元价款将房屋出售。王镛之子女王棣华等人得知，诉至法院，要求将该房确认为其父的遗产，予以继承。

经研究，我们认为，该案争执之房屋原系王镛、王守瑜、王庆贞之母的财产。出典后，由王镛于1937年出资赎回，解放后，该房屋确权为王镛所有。在王镛与孙跃文婚姻关系存继期间，夫妻任何一方所得之财产，包括上述房屋，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在处理共同财产时，应取得另一方的同意。王镛在征求孙跃文意见时，孙明确表示不同意将房屋赠与王守瑜，以后在赠与书上又未签字，因此赠与应属无效。但鉴于王守瑜已长期掌管使用，王镛生前曾有过赠与的明确表示，其子女当时也表示同意的历史状况，从实际情况出发，以认定一部份为王镛和孙跃文的遗产，一部份属于王守瑜的遗产为宜。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双方的遗产分别由他们各自的法定继承人继承。